“工分制”和“灾后自救社”的构想一公布，如同在安置点沉闷死寂的泥水里投下一块巨石，瞬间激起千层浪。最初的响应驳杂交错，像雨后泥泞里翻涌的气泡：上了年纪的老人缩在窝棚角落，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茫然，嘴里反复念叨着“没听过这样的规矩”；几个被卖儿鬻女的绝望磋磨过的妇人，攥着孩子的手，眼底燃起一点微弱却迟疑的光；更多的青壮汉子则抱着胳膊站在一旁，脸上写满“先看看再说”的观望，仿佛在打量一场不知结局的赌局。
矛盾的爆发，比林苏预想的还要快。
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劳动——清理安置点东侧一片淤积较浅、有望最早恢复耕种的河滩地，成了所有问题的导火索。
林苏和几位“片首”事先根据体力强弱、活计轻重，粗略划定了工分标准：壮年男子负责清理深埋泥中的大块石头、搬运沉重的断梁残木，算“上工”，一日记10分；妇人、半大孩子清理表层碎石、拔除泡烂的杂草，算“中工”，记6-8分；老人帮忙照看工具、给劳作的人送水，算“下工”，记3-5分。这本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权宜之计，却没料到，现实的复杂远超纸面的规定。
“凭什么他搬那块石头算10分，我搬这块就不算？”日头刚爬到头顶，一阵粗哑的嚷嚷就划破了田埂上的劳作声。叫赵大的汉子梗着脖子，指着不远处正擦汗的同伴，脸膛涨得通红，额角青筋突突直跳，“你们瞅瞅！我这块石头比他那块大一圈，压得我腰都快断了，凭啥分值一样？这账算得不公！”
他的话像一颗火星，瞬间点燃了众人积压的不满。
“就是！李婶子她们那组，明明比我们晚来半个时辰，清理的杂草也少了大半，怎么记的工分和我们差不多？”隔壁组的妇人也撂下手里的锄头，叉着腰高声附和，声音里满是愤愤不平。
记分员是严婉娘和当过账房的周明，两人被围在中间，急得额头冒汗。手里的竹简上，工分记录寥寥几笔，可眼前的情形千差万别——有人搬的石头看着大，实则中空；有人清理的杂草少，却是扎根最深的芦根。标准太粗，根本没法精准衡量每个人的付出。争吵声越来越响，原本埋头干活的人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围过来看热闹，刚刚凝聚起来的一点干劲，眼看着就要被“不公”的怨气撕扯得支离破碎。
更棘手的还在后面。
工分制的核心是“多劳多得”，可“基本需求”的保底分配，却被少数心思活络的人钻了空子。他们发现，只要按时出工，哪怕磨磨蹭蹭混时间，也能拿到保底的“下工”工分，而每日那份能吊命的稀粥，更是人人有份。于是，安置点里很快冒出了几个远近闻名的“懒汉”。
王老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仗着身强力壮，本该干“上工”的活，却每天出工最晚，收工最早。别人搬石头时，他躲在树荫下抽烟；别人清理杂草时，他拿着锄头在地里画圈，动作慢得像蜗牛爬。被人撞见了，还振振有词：“这土泡得太软，一锄头下去全是泥，快不了！”
他的偷懒，像一剂毒药，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
“瞅瞅王老五那样！他那叫干活？分明是来晒太阳的！”这天收工后，脾气火爆的孙铁柱实在忍无可忍，一脚踹飞脚边的小石子，怒声骂道，“咱们累死累活，汗珠子摔八瓣，他倒好，混一天是一天，凭啥跟咱们一样分粥？这不是养懒虫吗？”
“就是！再这么下去，谁还愿意实打实出力？都躺着混日子得了！”有人立刻附和，声音里满是失望和愤懑。
辛勤劳作的人怨气冲天，偷懒耍滑的人越发肆无忌惮。眼看着刚刚萌芽的自救社就要在“奖懒罚勤”的歪风里垮掉，孙铁柱气得攥紧了拳头，当即就要去找王老五算账，亏得梁圭铮眼疾手快，死死拉住了他。
“别冲动！拳头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人心更散！”梁圭铮的声音沉得像铁，目光扫过众人，“今晚开议事会，把所有问题摆到台面上，大家一起商量着解决！”
夜幕降临，安置点中央那座勉强遮风挡雨的大窝棚里，点起了几盏油灯。昏黄的灯火摇曳，映照着一张张或愤懑、或疲惫、或焦虑的脸。议事会的成员围坐一圈，连带着各片区推选的代表，把小小的窝棚挤得水泄不通。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和淡淡的火药味，气氛凝重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
林苏没有先开口，只是捻着油灯的灯芯，任由大家把心里的怨气一股脑倒出来。
“工分没法记！干多干少一个样，谁受得了这份委屈！”
“必须治治那些懒蛋！不然这自救社早晚得黄！”
“按人头分粥没错，可也不能让懒汉白占便宜！”
“活计有轻有重，哪能一概而论？总得有个更细的章程！”
抱怨声、建议声、争吵声交织在一起，震得油灯的火苗不住晃动。林苏始终安静地听着，直到众人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她才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每一张脸，声音平静却带着力量：“大家说的都对。工分制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死规矩，它是活的。我们遇到问题，不是要推翻它，而是要一起把它修得更公道、更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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