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秋，像一块浸了墨的湿抹布，把哈尔滨的天空擦得阴沉压抑。松花江的水裹着寒意拍打着堤岸，岸边的垂柳褪尽了绿意，枯枝在风中呜咽，像是在为这座沦陷的城市低泣。街头的柏油路被日军的军车碾出深深的辙痕，辙痕里积着泥水，混着煤烟和劣质粮食的气息，弥漫在每一条街巷。那些刷在墙面上的“大东亚共荣”标语，用刺目的红漆写就，却被岁月和民众的无声反抗蹭得斑驳，露出底下青砖的底色，如同侵略者虚伪面具上裂开的缝。
日本宪兵的皮靴声是这座城市最恐怖的背景音，嗒嗒嗒，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每一步都踩在百姓的心上。他们腰间的军刀碰撞作响，眼神像饿狼般扫视着过往行人，稍有不顺眼便会伸手推搡，嘴里吼着生硬的中文。特务们则乔装成小贩、车夫，躲在街角的阴影里，鹰隼般的目光警惕地捕捉着任何可疑的交谈和举动。粮食配给证攥在每个人手里，薄薄一张纸，却决定着一家人的生死——定量的掺了沙子的玉米面，熬不出半锅稀粥，大人尚且饿得面黄肌瘦，孩子们更是颧骨突出，眼神里没了孩童该有的光亮，只剩下与年龄不符的怯懦和饥饿。
治安厅的办公楼矗立在市中心，青砖灰瓦，却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高彬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指尖夹着一支日本军官特供的香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精明而阴狠。办公桌上摆着关东军情报部门的嘉奖令，墨迹未干，“处置果断，忠君爱国”八个字刺得人眼疼。松本的死，对别人是祸，对他却是平步青云的阶梯。他清楚地记得，影佐浩二第一次召见他时，那双藏在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像毒蛇般审视着他：“高桑，松本的失败，在于过于急躁。你不一样，你懂得隐忍，懂得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
高彬当时深深鞠躬，额头几乎碰到桌面：“能为帝国效力，是我的荣幸。”心里却在冷笑——他效忠的从来不是什么天皇，而是权力。在这乱世之中，只有攥紧权柄，才能踩着别人的尸骨活下去，才能享受旁人无法企及的荣华。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锁着成堆的金条和绸缎，那是他配合关东军征敛物资时，中饱私囊的“战利品”；而墙角的文件柜里，则堆满了抗日分子的名单和卷宗，每一页都沾着鲜血。此刻，他正看着一份“雏鸟计划”的执行报告，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影佐浩二的这个主意，确实比松本的高压统治阴毒得多——征服土地容易，征服人心难，而从孩子下手，毁掉一个民族的根，才是最彻底的征服。
“高股长，”门外传来下属小心翼翼的声音，“影佐机关长让您过去一趟，商议教育院的安保事宜。”
高彬掐灭烟头，用指腹碾了碾烟灰，起身时理了理笔挺的伪满警察制服：“知道了。”他走到镜子前，对着镜中的自己整理领结，镜里的人面容白皙，眼神却透着一股狠戾，完全没有中国人该有的血性。他满意地笑了笑，转身走出办公室，皮鞋踩在走廊的木地板上，发出清脆而傲慢的声响。
与此同时，道外区一处不起眼的四合院深处，周乙正坐在八仙桌前，手里捏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是翠萍从官太太圈里听来的零碎信息。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眉头紧紧蹙着，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周乙穿着一身普通的棉布长衫，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疲惫，像个为生计奔波的普通职员，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治安厅的股长，竟是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红色特工。
“‘慈善学校’‘皇民教育院’‘小崽子教得可听话了’”，周乙低声念着纸条上的字，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尖刀，扎进他的心里。他想起几天前在治安厅偶然看到的一份文件，上面写着“选拔孤儿，进行特殊教育，为满洲国培养栋梁”，当时他只觉得不对劲，现在结合翠萍带来的消息，一个令人发指的阴谋逐渐清晰起来。
“笃笃笃”，轻微的敲门声响起，是老纪。周乙迅速将纸条揉成一团，塞进嘴里咽了下去，起身开门。老纪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褂，脸上沾着些许尘土，像是刚从城外赶回来。他走进屋里，反手关上门，压低声音说：“已经核实了，影佐浩二搞的‘雏鸟计划’，在哈尔滨周边设了三所教育院，专门搜罗孤儿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最小的才六岁。”
老纪从怀里掏出一叠照片，放在桌上。照片是秘密拍下来的，画面有些模糊，但足以看清孩子们的模样——他们穿着统一的日式校服，头发剪得短短的，站在操场上，眼神茫然，像一群失去灵魂的木偶。有一张照片里，一个小男孩因为偷偷说中文，被日本教官揪住头发，脸上满是泪水，却不敢哭出声。
周乙拿起照片，指尖轻轻摩挲着画面上孩子们的脸，心如刀绞。他想起自己的儿子，在延安的保育院里，一定还在无忧无虑地读书玩耍，而这些孩子，却要在侵略者的魔爪下，被剥夺国籍，被篡改记忆，被培养成背叛祖国的工具。“这不是教育，这是阉割，是对整个民族未来的谋杀。”周乙的声音沙哑，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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