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六月,香港的空气粘稠得如同凝固的油脂。
海风勉强穿过皇后大道中拥挤的人潮,带来的不是清凉,而是裹挟着咸腥与燥热的窒息感。
港督府书房内,厚厚的丝绒窗帘隔绝了太平山暮色苍茫的兽脊轮廓,却隔绝不了地图上那条如同伤口般刺目的红色警戒线。
第二十任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金边镜框,镜片后的目光沉重地落在深圳河的方向。
三天前,履带的轰鸣碾碎了界碑的沉寂,日军第38师团的铁蹄已踏过河界。
秘书的声音干涩如砂纸摩擦:
“爵士,东京的最后通牒……今晨已送达白厅。
他们要滇缅公路,更要扼住帝国的咽喉。”
罗富国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上周视察醉酒湾防线时,那些黑洞洞的炮口在烈日下泛着钢铁的冷光,此刻却像巨大的嘲弄。
他拿起钢笔,羊皮纸上墨迹洇开,如同维多利亚港上空聚拢的硝烟。
“关闭边界。”
他的声音干涩如枯叶,“所有通往内陆的陆路、水路……即刻生效。”
《紧急状态条例》的墨迹尚未干透,皇后大道西已传来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三挺九二式重机枪被粗暴地架起,黝黑的枪管冰冷地指向北方,仿佛要将整个九龙半岛钉死在绝望的地平线上。
咸腥的海风混杂着汗臭和鱼烂的气息扑面而来。
船长李永昌布满老茧的手,抚过“富士丸”号货轮被海水侵蚀得斑驳的船船舷。
这艘老旧的蒸汽货轮是他半生的心血,此刻货舱深处,三百吨严密封存于油布之下的盘尼西林和奎宁,是重庆方面千叮万嘱的救命稻草,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李生!不好了!”
大副撞开船长室的门,面无人色,“日本炮艇!堵在鲤鱼门了!”
李永昌冲到舷窗边,望远镜里,一艘灰蓝色的日军炮艇切开翡翠色的海水,舰艏的太阳旗猎猎作响,那门八十毫米速射炮的炮口,像一只冰冷窥伺的独眼,牢牢锁定了“富士丸”。
“升起白旗。”李永昌的声音低沉而压抑,他用力扯紧被汗水浸透的领口。
“按规矩来,先周旋。”
他深知,这船药关乎多少条命。
炮艇粗暴地靠拢,搅起浑浊的浪花。
一个戴着雪白手套的海军少佐踩着摇晃的跳板登上甲板,军刀柄上的帝国菊纹章闪着冷酷的寒光。
“李船长,”少佐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傲慢,递过一纸文件。
“根据大日本帝国陆海军省第17号令,香港至华南水道,即日起实施全面军事管制。”
李永昌的目光扫过文件末尾猩红的“昭和十五年六月廿八日”印章,胃部猛地一阵抽搐。
这正是封锁令正式生效的日子!
一股怒火直冲顶门,他强压下去,在对方递来的空白通行证上签下名字,笔尖几乎要戳穿纸张。
看着少佐转身离去的背影,他胸腔里积压的愤懑终于化作一声低吼,用流利的日语刺向对方:
“告诉东京!香江要塞永不锁门!”
日军少佐愣了一下,嘴角露出轻蔑的笑容。
海风卷走了李永昌的尾音,却卷不走瞬间如同鲨群般围拢上来的巡逻艇。
它们蛮横地驱逐着任何试图靠近的民船,靠近“富士丸”。
李永昌扶着滚烫的栏杆,望向对岸九龙城寨方向。
灯火一盏接一盏地熄灭,如同这座城市的脉搏正被强行掐断。
那扑面而来的寒意,并非来自海水,而是铁幕垂落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绝望。
封锁仅仅七天,德辅道中的米铺前已扭曲成长龙。
阿珍死死攥着汗湿的配给本,纸页边缘已被揉搓得破烂不堪。
怀里的幼子因饥饿而啼哭不止,断供的奶粉让米汤成了维系生命的唯一稻草,却稀薄得能照见人影。
“今日配额……两两米。”
掌柜的声音比秤砣更沉。
两周前尚有半斤,如今连一碗稠粥都成了奢望。
“天杀的日本仔!把米都抢去喂兵了!”
人群瞬间炸开,咒骂和哭喊交织。
有人挥舞着空布袋,麻布上用炭笔画着滴血的太阳旗。
阿珍心如刀绞,上月丈夫阿强还能在码头扛包换点口粮,如今日本人接管所有仓库,苦力们全被驱赶去修筑工事,生死不明。
骚动在尖沙咀码头爆发。
数百名饿红了眼的难民冲破铁丝网,如潮水般涌向泊岸的运煤船。
“回去!这里没有粮食!”
英国警官挥舞警棍嘶吼,棍棒砸在骨肉上的闷响与凄厉的哭嚎混杂在一起。
血珠溅洒在殖民地的红砖墙上,犹如过早凋零的木棉花瓣。
混乱中,阿珍看到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被推倒,公文包散开,几张雪白的宣纸飘落,上面赫然是重庆政府的委任状……
港督府深处的地下掩体,潮湿的空气弥漫着陈腐和焦虑。
墙上巨大的香港地图上,代表日军控制区的红色图钉已如毒藤蔓般越过界限街,疯狂绞杀着残余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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