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云的思绪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深潭，猛地激荡起前世记忆的涟漪。
他清晰地回想起，在那个年代，他与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曾无数次在沙盘前推演、在灯下分析。
推演过即将到来的那场决定民族命运走向的淞沪会战。
因为那场战役不仅仅是一场战役，更是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对抗侵略者钢铁洪流的悲壮史诗。
他记得数据的冰冷与残酷：
那场战役，中日双方共投入了超过百万的兵力。
在上海滩那片狭小的土地上，展开了长达三个多月的拉锯战，每一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生命消逝。
中国军队，作为防守的一方，抱着保家卫国的必死决心，投入的兵力更是达到了日军的3.5倍。
然而，最终的战损比却定格在了令人扼腕的7:11，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远远超过了装备精良的日军。
这巨大的牺牲与差距，曾让无数国人扼腕叹息，甚至产生疑问：
难道我泱泱中华，真的缺乏运筹帷幄的善谋之士？
难道真的没有能征善战、勇冠三军的虎贲勇将？
秦云在心中坚定地摇头：不，都不是！
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从不缺乏英雄，更不缺善谋之士。
问题的症结，深植于那个时代的土壤。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据了明显优势。
但日军在单兵素质、武器装备、海空支援以及后勤保障等各个层面，都对中国军队形成了压倒性的全面超越。
日军拥有一套完善的现代化军事教育和训练体系。
士兵普遍接受过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和严苛的战术执行训练，对复杂的战场环境和武器操作都有深刻的理解，战斗素质和技能水平自然相对较高。
反观当时的中国军队，由于国家积贫积弱，资源极度匮乏，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
他们虽怀着朴素的爱国热情，却几乎没有接受过真正现代化的军事训练。
许多部队纪律松散，士兵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基本的军事素养和协同作战能力。
特别是在装备上，日军拥有大量的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天上有战机轰鸣，海上有舰炮支援；
而中国军队呢？
重武器寥寥无几，许多士兵甚至还在使用老旧的步枪，有的连队连统一的制式装备都无法保证。
海空支援方面，差距更是天壤之别。
日本海军彼时已跻身世界第三强，拥有包括4艘航空母舰、9艘威风凛凛的战列舰在内的庞大舰队，其舰载机和舰炮火力足以覆盖整个淞沪战场。
而国民党海军，只能依靠120余艘陈旧的炮艇、巡逻艇之类的小型舰艇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几乎无法对日军构成实质性威胁。
战略层面的失误更是雪上加霜。
委员长过分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调停和对日本的施压，天真地认为列强会为了所谓的“公理”而出面干预。
然而，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法则面前，这种幻想很快便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国际社会大多选择了隔岸观火，甚至袖手旁观。
秦云苦笑一声，前世战友间曾有过一句无奈的玩笑话：
“如果把这场仗交给教员来指挥，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答案，在他心中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最起码，战略战术思想上就会有天壤之别。
教员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士兵们顶着敌人铺天盖地的航空炸弹和猛烈的舰载炮火，去进行徒劳的集团冲锋或者固守那些注定会被夷为平地的阵地。
他脑海中浮现出教员游击战的十六字诀，那字字珠玑，充满了东方智慧的战争哲学：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战术，更是一种在敌强我弱态势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思维。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智慧，红军才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壮大。
这就是战略眼光的差异。
要不白诸葛就嘲笑委员长的军事能力充其量就是个步兵排长。
真正的有兵力没能力。
那么，立足于眼下这个艰苦卓绝的时代，教员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
秦云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毫无疑问，是足以支撑起武装斗争的武器弹药，以及能拯救无数伤员生命的药品。
他深知，以当前中国的工业基础、材料科学和技术水平，想要凭空造出后世如95式自动步枪或AK-47那样的现代化武器，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作为。
对现有的手榴弹进行改良，比如增加破片、优化引信；
对迫击炮弹加以改进，提高精度和威力；
甚至制造一些结构相对简单的迫击炮，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
更何况，他的脑海中还浮现出金舜英的身影，她的父亲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武器专家啊！
有这样的专业人才作为技术支撑，或许对现有武器进行改制，比如制造结构相对简单、易于生产的斯登式冲锋枪或波波沙冲锋枪，甚至研发出无后坐力炮和简易的火箭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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