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计划趁着周末回一趟福城，主要目的自然是买新手机——之前那部在公交车上被偷了。刚下火车，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爸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声音沉重：“你先别回家了，直接来市医院外科大楼，你爷爷进手术室了。”
心脏猛地一沉。我拖着行李箱，拦了辆出租车，一路狂奔到了市医院外科大楼。手术室外的走廊里，灯光白得刺眼，消毒水的味道浓重得呛人。已经站了很多人，黑压压的一片，爷爷已经被推进去好几个小时了，等待的焦灼弥漫在空气中。
我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转移沉重感的出口。姑姑率先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实习辛苦吧？单位怎么样？领导对你好不好？” 七嘴八舌的关切涌来，我机械地一一应答，心思却全系在那扇紧闭的门上。
喧闹过后，是更深沉的寂静。不知又过了多久，那扇门终于开了，主刀医生走出来。爸爸立刻迎上去，其他人也围了过去。我站在人群外围，听不清具体说了什么，只看到爸爸的背影猛地僵了一下，然后，医生低声又说了几句。人群陷入一种死寂，连呼吸声都变得清晰可闻。过道里鸦雀无声，仿佛只要大家都不出声，那个坏消息就不是真的。
后来，爸爸走到我身边，说：“是癌……晚期，已经扩散了。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一会儿我再跟主治医生详细聊聊。你先跟你姑姑去把手机买了吧，顺便给大家带点吃的回来。等你爷爷醒了，你再进去看看他。”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我和爷爷的感情算不上深厚，从小我就知道，因为我是女孩，爷爷的偏爱更多地给了叔叔家的两个堂弟。但此刻，听着爸爸疲惫的声音，看着走廊里亲人们悲戚的脸，一种源自血脉的、难以割舍的心疼还是紧紧攫住了我。
跟着姑姑去商场，我心神恍惚，对着柜台里各式各样的手机完全提不起兴致，随手买了一款就去附近的快餐店给大家打包盒饭。回到医院时，爷爷已经被推回了病房，我提着盒饭站在门口，就在这时，爷爷浑浊的眼睛微微睁开，视线竟然落在了我身上。我心头一酸，赶紧低下头，有些不知所措，生怕被他看见我瞬间涌出的泪水。
爸爸显然注意到了我的失态，他走过来，低声说：“你先回去吧，别影响你爷爷休息。我去跟医生聊聊后续的治疗方案。”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充满了惭愧和自责。我竟然是这样脆弱的人，连面对亲人生病的场面都控制不好情绪。易亮当年失去父亲时，内心该是怎样的痛苦，我连想象的勇气都没有。
在福城待了两天，生活简化成了医院和家两点一线。爷爷的状况暂时稳定下来，但正如医生和爸爸预料的那样，进入了煎熬的保守治疗阶段。我帮不上什么实质性的忙，在爸爸的催促下，周一早上返回了羊城。
赶到报社，刚放下包，邱老师就冲我抱怨：“最近请假有点多啊。现在正是体育赛事旺季，版面上缺稿子，大家都忙得脚不沾地。”
“对不起。本来打算只待一天就回来，但我爷爷突然动手术，就多待了一天。”
邱老师愣了一下，满脸歉意地问：“什么病啊？不严重吧？”
“严重。”我的心又沉下去。
邱老师没再说什么，接下来，我总能感觉到他时不时投来的关切目光。我被盯得有些不自在，主动对他说：“邱老师，我没事，您放心，工作我会跟上的。”
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我一头扎进稿子里，试图用忙碌麻痹纷乱的思绪。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我疯狂地写了六篇稿子，直到手指僵硬，眼睛发涩。中饭和晚饭都是随便在办公桌上扒拉了几口冷掉的外卖解决的。直到深夜，报纸终于付印，紧绷的气氛才稍稍松弛下来。大家开始互相开开玩笑，缓解疲劳。
桃子姐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公交车上被两个陌生男人搭讪的经历，语气夸张：“你们是没看见那两个人的样子，嬉皮笑脸的，凑过来说：‘美女，你的鞋子好脏哦，要不要哥哥帮你擦擦？’ 恶心死了！”
编辑总监路过，闻言停下脚步：“哦？那下次你过生日，我送你鞋面清洁剂？或者……防狼喷雾？”
众人哄堂大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那一刻，感觉自己回了一些血，心脏又开始跳动了。
我以为日子会这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直到实习结束。然而，看不见的恐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蔓延。公交车上的人明显少了，车厢里空荡荡的，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眼神警惕，尽量避免接触。食堂里，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地避开肉类。我倒是不太在意，照常打我喜欢吃的咕咾肉。
这天下午，我外出采访回来，路过中山三院门口，正好目睹一辆救护车拉着刺耳的警笛疾驰而入，车里，是几名穿着厚重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那一身密不透风的装备，隔绝了病毒，也隔绝了表情，但我却仿佛能看到他们脸上如临大敌的严肃。一种不安的预感，像冰冷的蛇，悄悄缠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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