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日，哈尔滨的黎明来得迟缓而凝重。
松花江还在冬眠，冰面泛着幽蓝的冷光，像一块巨大的、布满裂痕的玻璃。林默站在江堤上，风从江面卷来，带着冰碴子打在脸上，细密地疼。他俯身，军大衣下摆扫过冻得硬邦邦的泥土，手伸向江边——那里的冰已经开始融化，露出一掌宽的黑水。
他挖起一把土。
土是黑的，东北特有的、能攥出油来的黑土，可此刻在他掌心，却硬得像碎石子。他用手指捻，土块缓慢地碎裂，露出里面依然冻着的芯子。寒气从指尖窜上来，沿着手臂，直抵心口。
“林工，冻土层测量结果出来了。”
身后传来年轻的声音。林默回头，看见省农科院的技术员陈树平，一张娃娃脸冻得通红，鼻尖上还挂着清鼻涕。小伙子手里攥着温度计，另一只手捧着笔记本，笔记本的纸页在风里哗啦啦地翻。
“地表温度，零下三度。冻土层……”陈树平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最深处有四十二厘米。按这化冻速度，大面积开耕，至少得等到三月二十日以后。”
林默没说话。他把手里的土慢慢撒回地上，看着那捧黑土散落在冰与土的边缘。然后他直起身，望向江对岸——那里是广袤的、尚未苏醒的田野，去年秋收后留下的茬子还戳在雪地里，一丛一丛，像大地长出的胡茬。
“等不了。”林默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三月二十日开耕，播种期就要压缩到六十天。今年气象预报看了吗？”
“看了。”陈树平赶紧翻笔记本，“春旱概率大，夏季可能有涝……”
“所以必须抢时间。”林默打断他，转过身。江堤下，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都是各区的农业干部，有的骑马刚到，马鼻孔里喷着白气，人在马背上搓着手，呵出的气在晨光里凝成团团白雾。
林默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这些脸，有的年轻，有的苍老，有的戴着眼镜像个书生，有的脸颊上有冻疮留下的深紫色斑痕。但他们都在看着他，目光里有焦灼，有期待，也有不易察觉的惶恐。
今年要耕种三千万亩土地。
要养活两千万人。
这数字林默在心里滚过无数遍，每次滚过，都沉甸甸地压着胸口。去年是好年景，风调雨顺，加上推广了新品种、新农具，创下了亩产六百斤的奇迹。可老天爷不会年年赏饭吃，今年的预报，白纸黑字写着“旱”“涝”两个字。
“同志们，”林默提高了声音，风把他的声音吹得有些散，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今年春耕，是一场仗。一场必须打赢的仗。”
人群寂静。只有马偶尔打个响鼻，蹄子不安地刨着冻土。
“冻土深，我们就提前准备。时间紧，我们就昼夜不停。从今天起——”林默顿了顿，一字一句，“备耕总动员，开始。”
二、礼堂灯火
3月3日，凌晨四点，哈尔滨还在沉睡。
但东北局大礼堂外，已经人影幢幢。马蹄声、车轮声、脚步声，混杂在尚未散尽的夜色里。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北三省十八个专区的农业干部，有的骑马赶了两天两夜的路，军大衣的毛领上结着白霜；有的挤在敞篷卡车上，脸冻得发青，一下车就拼命跺脚。
礼堂里没有暖气，但人挤人，呵出的气在头顶聚成一片白蒙蒙的雾。长条木椅不够坐，后来的人就倚墙站着，或者干脆蹲在过道里。空气里有烟草味、汗味，还有从外面带进来的、冰冷的泥土气息。
八点整，林默走上主席台。
台下瞬间安静。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看向他。林默今天穿了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他没拿讲稿，只手里攥着个玻璃瓶。瓶子里，金黄的玉米种子在灯光下泛着润泽的光。
“同志们。”
林默的声音在空旷的礼堂里回荡，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实实在在。
“都冷吧？我也冷。”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台下有人轻笑，紧绷的气氛松动了些。
“可咱们心里，得揣着一团火。”林默举起玻璃瓶，“看见了吗？这是‘抗寒一号’，农科院新培育的品种。零度就能发芽，比老品种早熟十五天。十五天，意味着什么？”
他环视台下：“意味着如果六月有涝，咱们的庄稼已经抽穗了，涝不着。如果秋天早霜，咱们的粮食已经灌饱浆了，冻不着。”
台下响起嗡嗡的议论声。早熟十五天，这对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简直是救命的时间。
“今年，我们要推广五百万亩。”林默的声音压过议论，“不只是这个品种，还有新的耕作方法、新的农机具。杨将军——”
坐在主席台侧面的杨树站起身来。这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将军，如今主管东北的农机调配，脸上的刀疤在灯光下格外显眼。
“农机局已经调配了两千台拖拉机、五千台播种机。”杨将军的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斩截，“但不够，远远不够。咱们东北这么大，三千万亩地，靠这些机器，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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