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我妻子宛青得了种怪病，叫“身体结合妄想症”。
那是个周二，下午三点零七分。惨白的阳光像稀释过的牛奶，斜斜插进诊室，穿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医生的银边眼镜片上割出两道冷光——不是反射的亮，是淬了冰似的，落进我眼里时，连呼吸都跟着发僵。他递来的诊断书捏在我手里，三张A4纸，薄得能透光，却沉得坠手，纸角硌得掌心发疼。上面的黑体字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每个笔画都带着寒气：“……表现为强烈的、非理性信念，认为需通过物理缝合，将自身与特定个体身体永久连接，以达成精神或命运绑定……建议立即住院，强制性拆线及后续心理干预，否则可能引发感染、组织坏死，甚至极端行为……”
“线？”我开口时，喉咙像被砂纸磨过，声音劈了岔，连吞咽都带着刺痛，“什么线？”
医生没说话，指尖捏着黑色水笔转了半圈，笔帽磕在桌面，发出“嗒”一声轻响，像敲在神经上。他只抬了抬下巴，目光越过我，落在身后的检查床。
我猛地转头。
宛青坐在那里，蓝白条纹病号服套在她身上，像挂在晾衣杆上，肩线空得能塞进一只手。她垂着头，长发披下来，发梢沾着医院的消毒水味，一缕一缕贴在脸颊，遮住了大半张脸，只剩下唇瓣抿成一道苍白的线。她的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指甲几乎要掐进布料里——而裸露在外的小臂上，蜿蜒着三道暗红色的痕迹。
是棉线。最普通的、在超市就能买到的白色棉线，被染成了接近皮肤的肉色，却因为沾了血，泛着暗沉的红。针脚不算整齐，有些地方线拉得太紧，皮肤微微凸起，像蚯蚓趴在上面。那线从她的小臂内侧，一直缝到我的小臂内侧——我们坐得近，胳膊挨着胳膊，那些线就像桥，把她的皮肉和我的，牢牢拴在了一起。
不只是胳膊。我下意识摸向侧腰，隔着病号服，能摸到线结的凸起。还有脚踝，昨天晚上她趁我睡着，在我们并拢的脚踝上缝了两道，线很细，却勒得皮肤发紧。
“阿成……”她忽然抬起头，声音里裹着哭腔，睫毛湿成一团，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似的铺开，“不能拆……求你了……那是姻缘线，拆了……我们这辈子，下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了……”
她的指尖轻轻碰了碰我们小臂上的线，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眼里的绝望却像深潭，要把我整个人吸进去。
医生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没有丝毫温度，语气公式化得令人心寒：“家属要理智。这种病态共生关系持续越久，对双方的心理和生理伤害越大。明天上午第一台手术，必须拆除所有缝线，清理创口，防止感染扩散，后续还要进行至少三个月的强制心理治疗。”
“强制治疗？”我打断他，声音发颤，“把她关起来？”
“是治疗。”医生强调，笔尖在病历本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响，“她的认知已经严重扭曲，必须干预。你作为家属，有义务配合。”
理智？我看着宛青眼里的泪，看着她因为恐惧而微微发抖的肩膀，只觉得“理智”两个字像冰锥，扎得人生疼。我想起我们刚在一起时，她总说要找根红绳，系在我们手腕上，“这样就不会走散了”。那时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不像现在，只剩满眼的惶恐。
那天晚上，医院的走廊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混着药味，钻进鼻腔，刺得人想打喷嚏。宛青在镇静剂的作用下睡着了，眉头却还皱着，手指无意识地蜷缩着，在被子上摸索——她在找我的手，找那些线。
墙壁白得晃眼，天花板上的灯管发出“嗡嗡”的低鸣，像无数只蚊子在耳边飞。我坐在床边，看着她苍白的脸，忽然想起医生说的“强制治疗”——冰冷的病房，束缚带，她会不会更害怕？
不行。不能留在这里。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藤蔓似的，瞬间缠绕了我的心脏，越收越紧。我摸了摸宛青小臂上的线，指尖能感觉到线结的粗糙，还有她皮肤的温度——那是真实的，是我们还“连在一起”的证明。
后半夜三点，我拔掉了宛青手背上的输液针，针孔渗出一点血，我用棉签按住，她哼了一声，却没醒。我把一件宽大的黑色外套裹在她身上，帽子扣住她的头，半扶半抱地站起来。她很轻，几乎没什么重量，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呼吸温热地拂在我的颈侧。
消防通道的台阶积着灰，扶手锈得发绿，我扶着宛青，一步一步往下走，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冷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宛青在我怀里瑟缩了一下，小声念叨：“线……线没松吧？”
“没松。”我低头，在她耳边轻声说，“我们回家，回家把线缝得更紧。”
我们回的不是原来的家——医生肯定会去那里找。我在城市边缘的老小区租了间短租屋，一楼，窗户对着潮湿的小巷。房间里没什么家具，只有一张床，一个沙发，一张掉漆的木桌。我把厚重的旧绒布窗帘拉严，窗帘掉渣，深蓝的颜色已经发灰，拉上后，屋里瞬间黑了下来，连一丝光都漏不进来，像钻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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