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已抵达临界点，像拉到极致的弓弦，再绷一寸便会断裂。
我是陈默，也是诅咒的“载体”。这个认知不再是漂浮的猜测，而是烙进每一寸皮肤、每一缕神经的事实——像纹身一样，洗不掉，刮不去，连呼吸都带着它的腥味。城市里蔓延的“第二对眼睑”还在扩张，那些灰扑扑的薄膜贴在陌生人的眼皮下，眨眼时会露出细如发丝的血管；朋友周磊从诅咒源头寄来的相册就摊在茶几上，塑料封皮里渗出暗红色的水渍，每页照片上的人脸都在慢慢融化，只剩咧到耳根的、扭曲的笑。更别提我自己的身体：掌心的掌纹每天都在变深，像有人用红墨水在皮肤下描了一遍又一遍，灼痛时能清晰摸到纹路里跳动的热度；镜子里的倒影总比我慢半拍，上次我抬手擦汗，它却停在原地，嘴角勾起一个不属于我的、阴冷的笑；今早倒水时，碗底沉着一团模糊的肉色，细看竟是儿时玩伴阿明的脸，他的眼睛泡在水里，还在慢慢眨动；就连我的影子都在闹独立，昨晚开灯时，它没跟着我起身，反而贴在墙上，像被胶水粘住似的，还试图用影子的“手”去抓桌角的剪刀——所有这些散落的、令人窒息的恐怖碎片，源头都是我。我就像一颗腐坏的石子，被扔进现实这潭清水里，涟漪所至，正常的法则纷纷扭曲、崩坏，连空气都变得黏腻起来。
我早已放弃了外出，把自己彻底囚禁在这间四十平米的公寓里。厚重的遮光窗帘终日紧闭，缝隙里漏进的不是阳光，是楼下霓虹灯管发出的、灰败的光，在地板上拖出细长的、像虫爬的痕迹。唯一的台灯是我对抗外部窥伺的屏障，暖黄的光圈缩在书桌周围，圈外的黑暗里总像有东西在蠕动。冰箱被我用铁链缠了三圈，锁头挂着两把铜锁——可那冰冷的、甜腻的饼干气味依旧无孔不入，有时从门缝里钻进来，有时从插座里渗出来，裹着淡淡的霉味，像放在窗台久了的饼干，潮得发黏，钻进鼻腔时，还能想起第一次吃掌纹饼干的滋味：舌尖先尝到糖霜的甜，咽下去时却泛出铁锈般的腥。我不敢照镜子，浴室的镜子用报纸糊了五层，连手机自拍功能都卸了；不敢在单一光源下久留，生怕影子又闹出幺蛾子；甚至不敢让杯中的水静止，每次喝水都要不停晃动杯子，生怕水面映出的不是我的脸，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任何细微的声响都能让我惊跳——水管滴答的声像有人在数秒，地板吱呀的声像指甲刮过木板，窗外远去的车鸣里，总掺着若有若无的、女人的哭声。心脏每天都在狂擂，像要撞破肋骨逃出去。
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持续不断的污染。毁灭自己，或许是终止这一切的唯一方式？这个念头在脑子里盘了快一个星期，从模糊的影子变成清晰的轮廓，带着一种绝望的诱惑——比如把台灯的电线扯断，或者用厨房的水果刀划向手腕。可每次抬手，掌心的掌纹就会猛地灼痛，像在警告我：你死了，它们只会更乱。
然后，敲门声响起了。
是在一个连风声都死寂的深夜，凌晨三点十七分——我盯着墙上的电子钟，红色的数字在黑暗里跳着，像血珠。起初很轻，很有规律，咚……咚……咚……间隔正好三秒，像是有人用指节不疾不徐地叩击门板。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穿透了厚重的防盗门，直接敲打在我的鼓膜上，每一下都震得耳腔发疼。
不是邻居晚归——三楼的张阿姨上个月就搬走了，听说她儿子的眼皮下也长了“第二对眼睑”；不是抄表员——这个点连老鼠都在睡觉；更不是任何可以解释的日常声响。这栋楼里，知晓我还“正常”存在的人，早已寥寥无几。而且，这敲门声带着一种……非人的耐心和精准，仿佛敲门的“东西”拥有无限的时间，它不着急，就等着我回应，等着我把恐惧一点点攒起来，直到压垮自己。
我屏住呼吸，赤脚踩在地板上。瓷砖冰凉，像裹着一层薄霜，每走一步都像踩在碎冰上，脚心的寒意顺着腿爬上来，和掌心的灼热撞在一起。我像幽灵一样滑到门边，手指刚碰到猫眼，就猛地顿住——上次透过猫眼，我看见楼道里站着个穿白裙的女人，她的脸被头发遮住，可指缝里露出的皮肤，和我碗底阿明的脸一模一样。
这次我咬着牙，慢慢把眼睛凑过去。猫眼外，楼道一片漆黑，声控灯并未被触发——声控灯需要足够的动静才能亮，可这敲门声轻得像羽毛，连灯都骗不过。借着窗外远处霓虹灯漫射进来的微弱光线，我能看到楼道的地砖泛着冷光，空无一人。但敲门声，依旧持续着。咚……咚……咚……
恐惧像冰冷的蛇，顺着脊椎爬上来，缠住了我的心脏。我熟悉这种空无一人的敲门声，曾在周磊寄来的资料里见过——那些关于亡者或精怪深夜造访的怪谈，说它们敲的不是门，是人的魂。但这一次，感觉完全不同。它不是单一的幽灵或怪物，这敲门声里，似乎混杂了太多我“熟悉”的气息——有冰箱里饼干的甜腻味，有相册里照片融化的腥味，还有我影子试图抓剪刀时，金属摩擦的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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