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失踪的第七天，我在公寓楼下的快递柜里摸到那个硬纸盒时，指尖先于大脑捕捉到了一丝异样。不是普通纸箱的粗糙质感，盒面覆着一层薄得几乎透明的膜，摸上去像贴了片冷却的皮肤，在深秋的风里泛着冷意。
我是陈默，自由撰稿人，靠写都市奇案混饭吃。林远是我大学同寝的兄弟，后来又成了搭档，我们一起蹲过传销窝点，也一起在暴雨夜的天桥下等过采访对象。他总说我写的东西“缺口气”，不够狠，可每次改稿时，又会默默把我笔下太尖锐的句子磨圆——他就是这么个人，嘴硬心软，连煮泡面都要给我多卧个蛋，却偏偏落了个“厨房杀手”的名声，上次熬个银耳羹，差点把我家砂锅烧穿。
所以当我拆开纸箱，看见那排码得整整齐齐的焦糖色饼干时，第一反应是荒谬。硬纸盒里垫着银色锡纸，十六袋独立包装的饼干躺在里面，每袋上都印着不规则的凹凸纹路，巴掌大小，边缘带着轻微的焦痕，像被什么东西压过又烤硬的皮肤。
“老陈，尝尝，独家配方，提神醒脑。”
卡片是打印的，字迹却熟得扎眼。林远的字有个毛病，“脑”字的竖弯钩总爱拐个小圈，像只蜷着的猫。我捏着卡片对着光看，纸缝里夹着一丝极细的、浅褐色的纤维，凑近闻，有焦糖的甜香，还有一点……类似消毒水的味道。
胃里空得发慌。为了找林远，我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昨天在警局调监控，盯着屏幕看了六个小时，眼里全是林远最后出现的画面——他穿着那件我送他的藏青色外套，站在便利店门口，手里捏着个白色信封，抬头往某个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就消失在巷口。
我拆开一袋饼干。包装袋撕开时的“刺啦”声在空荡的客厅里格外响，饼干硬得硌牙，嚼起来像在磨砂纸，焦糖味很重，压过了其他味道，但咽下去时，喉咙里还是留了点发苦的余味，像没洗干净的中药渣。我连着吃了三块，喝了半瓶凉水，才把那股怪味压下去。
困意来得突然，像被人从背后套了个麻袋。我趴在桌上想眯五分钟，却瞬间坠入梦境——林远站在我面前，穿着那件藏青色外套，脸色白得像纸，他摊开右手，掌心不是熟悉的纹路，而是一片蠕动的阴影，像有无数条小虫子在皮肤下游走。“别吃了，陈默，它们在记……”他的声音飘得很远，我伸手想抓他，指尖却穿过一片冰凉的雾，再睁眼时，窗外已经黑透了。
手机在桌上震动，是张警官。“陈默，林远失踪前联系过的那个线人，找到了，不过……”他顿了顿，“人也没了，昨天发现的，在郊区的废弃工厂里，现场没留下痕迹。”
我挂了电话，揉着发胀的太阳穴走进洗手间。冷水扑在脸上，我抬头看镜子，目光突然定在自己的右手上——大鱼际丘的位置，多了一颗暗红色的痣。
那颗痣我太熟了。林远的右手相同位置就有一颗，比芝麻大一点，边缘有点不规则，我们以前总开玩笑，说这是“记者痣”，长在这地方的人，一辈子都得跟线索死磕。我记得很清楚，上周跟林远吃饭时，我还拍过他的手，发朋友圈调侃他“自带职业认证”，现在那张照片还在我的相册里，点开放大，那颗痣的形状、颜色，和我手上的一模一样。
我用指甲抠那颗痣，皮肤红了一片，它却嵌在那里，像从林远手上揭下来贴上去的。冷汗顺着后颈往下流，我突然想起那袋饼干上的纹路——刚才吃的时候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凹凸的线条，不就是掌纹的走向吗？
我冲回客厅，抓起桌上的饼干盒。剩下的十三袋饼干整整齐齐地躺在里面，我随便拿出一袋，对着灯光看。包装袋是透明的，能清楚看到饼干上的纹路：主线粗，辅线细，智慧线的位置有个明显的分叉，甚至在生命线末端，还有一道细小的断裂——那是林远去年采访时被玻璃划伤留下的疤，当时我还陪他去医院缝了两针，医生说伤口太深，可能会留疤，没想到连疤的形状，都被印在了饼干上。
“操。”我把饼干摔在桌上，碎屑溅到键盘缝里。胃里翻江倒海，我冲进洗手间干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那股发苦的焦糖味，从喉咙里反上来，呛得我眼泪直流。镜子里，我的脸苍白得像纸，掌心那颗痣红得刺眼，像一颗正在流血的伤口。
接下来的三天，我活在一种持续的恐慌里。我把饼干盒锁进阳台的储物柜，用胶带缠了三层，可还是忍不住每天去看——柜门有没有被打开，胶带有没有松动。掌心上的痣没消失，反而颜色更深了，摸起来有点凸起，像结了痂的伤口。
我翻遍了林远的社交账号，从他的朋友圈到五年前的微博，试图找到一点线索。他失踪前一周，发过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它们要的是印记，不是人。”配图是一张模糊的照片，像是在黑暗里拍的，能看到一个金属托盘，上面摆着几块和我收到的一模一样的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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