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时间（1908–1909）恰与其哲学苦闷期重合。彼时，他深陷叔本华“人生即痛苦”之泥沼，目睹清廷腐朽、社会动荡，又自觉哲学思辨终难救世，陷入存在性虚无。《人间词话》中那些对“赤子之心”“真感情”“真景物”的极致推崇，对“诗人之忧生”“诗人之忧世”的深切体认，无不折射出作者自身的精神渴求——他并非在客观分析词艺，而是在为濒临溃散的自我，寻找一种足以安顿灵魂的审美范式。
尤为关键的是“无我之境”的提出。王国维定义：“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并举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例。此说表面承袭庄禅，实则暗含现代性突围：当主体性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政治失语、哲学困顿、文化失根），唯一可能的解脱，是让“我”在审美观照中暂时消融，化入自然律动与语言韵律。此时，“境界”不再是外在艺术标准，而是内在心灵得以喘息的临时避难所。
更隐蔽的线索，在于他对“隔”与“不隔”的判别标准。他斥姜夔词“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赞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为“真感情、真景物”。此评判背后，潜藏着一种深刻的焦虑：在语言日益工具化、符号日益空洞化的时代（他痛感“新学语”泛滥），如何确保文字仍能承载真实的生命震颤？《人间词话》的全部努力，正是要为汉语重新锻造一把“测震仪”——唯有能引发读者身心共振的文本，才配称为“不隔”。
因此，《人间词话》的未解之谜在于：它究竟是中国美学的里程碑，还是王国维为自己定制的一剂精神解药？当他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写下“独上高楼”，那“高楼”是词中意象，还是他为自己搭建的、俯瞰乱世的精神了望塔？当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那“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是否早已预演了他十年后在昆明湖畔的终极抉择？词心，从来不只是谈艺，而是谈命。
五、学术暗河：他晚年为何突然转向蒙古史与西北地理？
1925年后，王国维学术重心发生显着偏移：在完成《古史新证》后，他密集投入《鞑靼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耶律楚材父子信仰考》《蒙古史料校注》等研究，甚至亲赴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查阅蒙元时期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译本。这一转向常被解释为“拓宽研究领域”或“响应边疆危机”。但细究其动机，疑云密布。
首先，时间点异常紧迫。1925年秋至1927年春，两年间他完成十余篇蒙元史论文，密度远超此前任何阶段。其次，方法论突变：此前他倚重甲骨金文等“地下之新材料”，此时却大量依赖《元朝秘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域外文献，且特别关注宗教信仰、地名音译、部族迁徙路线等微观细节。更关键的是，他所有蒙元研究，均绕不开一个核心关切：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机制。他在《鞑靼考》中反复追问：“所谓‘鞑靼’，是中原王朝对北方族群的泛称，抑或是具有特定文化认同的实体？其内部如何通过萨满、佛教、伊斯兰教等信仰网络维系凝聚力？”
这一转向，实为对“中国性”本质的终极叩问。当“清朝”作为政治实体终结，当“中华”概念被革命话语激烈重构，王国维意识到：若仅从汉唐宋明的正统史观出发，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疆域与文化的生成逻辑。他转向蒙古史，实则是潜入历史地壳深处，勘探“中国”这一文明体的地质构造——那里没有单一中心，只有草原、绿洲、高原、盆地之间持续的能量交换与文化杂交。他考证“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布拉纳遗址），不仅为确定一城位置，更是为证明：13世纪的欧亚大陆，存在着一个以蒙古帝国为枢纽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知识流通网络。
因此，蒙元史研究，是他“二重证据法”的终极升级版：不再限于“地下+纸上”，而是拓展为“汉文+波斯文+梵文+蒙古文”多重文献互证，其目标已非重建某段具体史实，而是重构一种新的文明认知范式——在此范式中，“中国”不再是封闭的文明孤岛，而是欧亚大陆文明环流中的一个活跃节点。这一宏大构想，因他的猝然离世而永远中断。我们至今无法确知：他是否已在内心勾勒出一部《欧亚大陆文明互动史纲》？他那些未完成的札记中，是否隐藏着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理论雏形？蒙元研究，由此成为他学术生涯最幽邃的未竟之谜——一条刚刚凿开、却再无机会贯通的暗河。
六、临终前夜：鱼藻轩畔的十五分钟，究竟发生了什么？
关于王国维自沉，最富戏剧性的细节，来自目击者——颐和园园丁陈庆顺的回忆：当日清晨约七时许，他见一穿灰袍、戴小帽的先生独自坐在鱼藻轩石栏上，面湖而坐，手中把玩一枚铜钱，良久不动。约一刻钟后，忽见其将铜钱投入湖中，随即纵身跃下。铜钱入水无声，人亦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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