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巫蛊之祸——一场宫廷阴谋还是帝王心病的爆发?
征和二年(前91年),一场震惊朝野的“巫蛊之祸”席卷长安。太子刘据被指控以巫术诅咒父皇,被迫起兵自卫,最终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随之自尽。牵连者数万人,长安血流成河。这场悲剧不仅是汉武帝晚年最黑暗的一页,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政治冤案之一。
传统史书记载,此事起于宠臣江充与太子有隙,趁武帝病重之际,诬陷太子埋木偶诅咒皇帝。武帝信以为真,下令彻查,导致太子恐惧而反。然而,这一解释过于简单,难以解释为何调查范围如此之广,为何连皇后家族也未能幸免,为何武帝在事后追悔莫及却又迟迟未平反。
首先,江充是否真是主谋?他虽与太子不和,但其背后是否有更高层势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江充深受武帝信任,曾奉命督察皇亲国戚,作风严苛。他之所以能主导调查,正是武帝授权所致。换言之,没有武帝的默许,江充不可能掀起如此巨浪。
其次,巫蛊之说本身值得怀疑。所谓“桐木人偶”多出于掘地所得,缺乏确凿证据。且当时已有官员指出“恐奸吏妄掘,致冤滥”。但武帝执意严办,甚至允许告密者得赏,导致人人自危。这种近乎偏执的追查态度,反映出的不仅是对巫术的恐惧,更是对权力失控的深层焦虑。
更为关键的是,太子刘据的性格与政治立场。他是卫青之甥、霍去病之表弟,成长于军功贵族集团的核心。他主张宽政、反对连年征战,与武帝晚年的扩张政策格格不入。随着卫青、霍去病相继去世,太子背后的军事集团势力衰退,而武帝身边聚集了更多迎合其意志的鹰派人物,如李广利(其妹为李夫人)、桑弘羊等。
因此,巫蛊之祸很可能是权力结构失衡下的必然产物。武帝晚年多疑,既担心自己死后政权旁落,又忧虑太子继位后会清算其政策。他需要一场清洗,来测试忠诚、震慑异己。而江充等人不过是执行者,真正的推手,或许是那位卧病在床却仍紧握权柄的老皇帝。
更有学者指出,巫蛊之祸后不久,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公开反省穷兵黩武之失,并启用刘弗陵为嗣,辅以霍光、金日?等非太子系大臣。这一系列举动,显示出他对太子之死的深刻悔悟,也暗示他早已意识到自己被利用或误判。然而,为何不立即平反?或许是因为一旦承认错误,将动摇整个统治合法性。于是,真相被掩埋,只留下一句“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的叹息。
第四章:求仙问道——帝王的执念还是政治表演?
从元鼎年间开始,汉武帝对神仙方术的兴趣日益浓厚。他派遣方士入海寻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耗费巨资建造建章宫、太液池,模仿仙境布局;他亲自祭祀天地、封禅泰山,宣称“获符瑞”“见神人”;他宠信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赐予高官厚禄,甚至将女儿嫁给栾大。
这些行为在后世看来近乎荒诞,但若仅归结为迷信,则未免肤浅。事实上,武帝的求仙活动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心理动因。
首先,封禅与祭祀是帝王合法性的重要象征。自秦始皇以来,唯有“受命于天”的君主才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武帝在元封元年(前110年)登泰山封禅,标志着他自视为超越前代的“圣王”。通过与天地沟通,他试图强化“君权神授”的观念,巩固自身权威。
其次,长生不老的追求,可能源于对死亡的深切恐惧。经历巫蛊之祸后,武帝失去了最爱的儿子与妻子,孤独感与生命危机感陡增。他曾对左右感叹:“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然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这句话透露出矛盾心理:明知虚妄,却仍愿一试。因为对他而言,长生不仅是肉体延续,更是权力永恒的象征。
再者,求仙活动也是一种政治动员手段。大规模的祭祀、巡游、工程建设,调动了全国人力物力,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例如,为迎接“神人”降临,各地需修道路、建行宫、献贡品,无形中加强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
此外,方士集团的存在,也为武帝提供了独立于文官体系之外的信息渠道。他们游走四方,收集民间情报,报告祥瑞灾异,成为皇帝的耳目。尽管多数方士最终因骗术败露被杀(如少翁被发觉以帛书染血伪造天书),但他们曾在特定时期发挥过特殊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武帝晚年对方术的态度有所转变。在《轮台诏》中,他明确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不再提神仙之事。这是否意味着他终于醒悟?还是因身体衰弱而不得不放弃幻想?或许两者皆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求仙之旅,既是个人执念的体现,也是帝国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
第五章:西域凿空——张骞出使的真实使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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