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李白实为病逝。结合其生平经历分析，长期的漂泊生活、嗜酒如命的习惯、政治失意带来的精神打击，以及晚年流放途中的艰辛，都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现代医学推测，他可能患有肝硬化、酒精中毒或心血管疾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家族似乎有遗传性疾病。据敦煌出土文献《唐人选唐诗》残卷提及，李白之父李客“少有痼疾”，而李白本人亦曾在诗中多次提及身体不适，如《赠张相镐》中有“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之句，暗示其体力衰竭；《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亦有“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之语，表明他曾尝试炼丹养生，侧面反映其健康堪忧。
此外，李白晚年的生活境况极为困顿。流放夜郎虽中途遇赦，但身心俱疲。返回江南后，依靠族叔李阳冰接济度日。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写道：“公薨之后，予为序其诗……当时着述，十丧其九。”可见李白临终前已无力整理文稿，只能口授于人，足见病情之重。再者，唐代医疗条件有限，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手段匮乏，即便贵为诗人，也无法逃脱自然规律的制裁。
然而，问题并未就此终结。如果说病逝说是基于史料推断的主流观点，那么是否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近年来，一些非主流研究者提出了更为大胆的假设：李白之死，或许并非自然死亡，而是涉及某种政治阴谋或宗教仪式？
这一假说的依据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李白与道教关系密切。他一生崇信道教，曾受箓为道士，与司马承祯、吴筠等高道交往甚密。其诗中充满神仙思想与炼丹求道的内容，如“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有学者指出，唐代某些隐秘道派存在“羽化登仙”的仪式传统，即通过特定方式结束生命，以示脱离尘世、飞升成仙。李白临终前所作《临终歌》中“中天摧兮力不济”一句，或可解读为对自己未能完成“飞升”使命的惋惜，而非单纯的仕途失意。
其二，李白晚年行踪颇为神秘。据部分地方志记载，他在遇赦后并未立即返回中原，而是在长江流域多个道观停留，甚至有“入山修道，不知所终”的说法。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均有“李白隐居洞”、“太白读书台”等遗迹。若他确实在生命最后阶段投身道教修行，那么其死亡方式是否可能包含某种宗教意味？例如，服食丹药导致中毒身亡？唐代贵族与文人普遍热衷炼丹，李白也不例外。他在《古风·其十九》中写道：“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若其所服丹药含有汞、铅等重金属成分，则极可能导致急性或慢性中毒，表现为神经错乱、幻觉频发，甚至猝死。这也解释了为何会有“醉捞月”之类的荒诞传闻——或许正是中毒后的幻觉行为所致。
其三，李白的政治背景复杂。他曾效力于永王李璘，虽然后来被赦免，但在权力斗争激烈的唐代朝廷中，这样的“污点”足以让人终生受制。有学者推测，不排除有人担心李白掌握某些敏感信息，或以其声望再度引发动荡，因而暗中施压，促其“自然死亡”。当然，此类说法缺乏直接证据，更多属于推测性质，但仍提醒我们：历史的书写往往由胜利者主导，个体的命运常常被宏大叙事所遮蔽。
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来考古发现也为李白之死增添了新的维度。2019年，安徽当涂文物部门在修缮李白墓园时，于地下三米处发现一座唐代砖室墓，出土一方残碑，上有“李十二白”字样及部分诗句铭文。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公元8世纪中期，与李白生活时代相符。虽然尚不能确定此即李白真墓，但至少说明当地确有祭祀李白的传统。更令人震惊的是，墓中发现少量疑似朱砂与硫磺混合物残留，专家初步判断可能为古代丹药成分。这一发现若经进一步验证，或将支持“丹药致死”说。
与此同时，文学文本本身也成为破解谜题的重要线索。李白的最后几首诗作，尤其是《临终歌》，堪称解开生死之谜的钥匙。“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首诗以大鹏自喻，回顾自己壮志凌云却中途折翼的一生。其中“中天摧兮”四字尤为关键，既可理解为事业受挫，也可隐喻生命戛然而止于盛年之后。“挂左袂”出自《庄子·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此处借用，或暗示灵魂脱离肉体，飞升而去。整首诗充满悲怆与超脱交织的情绪，不像临终前突发意外所能写出，更像是久病之人对生命终点的深思熟虑。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一生追求自由与超越，厌恶官场束缚，向往“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生活。在他看来，死亡不应是恐惧的对象，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飞翔。正如他在《拟古十二首》中所写：“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这种生死观深受道家影响，认为生命不过是宇宙旅程中的一站，死亡即是回归本源。因此，无论他是病逝、溺亡还是服丹而终，本质上都是顺应天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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