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史记》，班固的《汉书》也沿用了类似的说法。而在东汉以后的类书、地理志和诗文中，阿房宫的形象逐渐被放大和美化。例如，《三辅黄图》称其“规恢三百余里”，并描绘有“磁石门”、“井干楼”等奇异构造；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进一步渲染其壮丽景象。这些后世文献显然带有明显的夸张成分，往往将传说与事实混为一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杜牧的《阿房宫赋》。这篇骈文虽非史书，却因其极富感染力的语言风格，深刻影响了后人对阿房宫的认知。文中写道：“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这种极具画面感的描写，使读者仿佛亲眼目睹了万山伐木、巨柱林立的浩大场面。然而，文学修辞的本质在于渲染情感而非记录事实。杜牧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借古讽今，批判晚唐统治者的奢靡之风，因此他对阿房宫的描写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建构，而非严谨的历史考证。
由此可见，文献记载中的阿房宫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面貌：一方面是《史记》中相对克制、注重时间节点与工程进度的客观叙述；另一方面则是后世不断添油加醋、层层叠加的神话化演绎。前者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时间线与空间框架，后者则构建了一个超越现实的文化符号。正是在这种真实与虚构的交织中，阿房宫的真实状态变得愈发模糊不清。
更为关键的是，几乎所有提及阿房宫“被焚毁”的说法，都源于一句广为流传的成语——“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句话出自杜牧之手，原文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表面上看，这是在描述项羽攻入咸阳后焚烧秦宫的情景。但问题在于，《史记·项羽本纪》中明确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里说的是“秦宫室”，并未特指“阿房宫”。
换句话说，“项羽火烧阿房宫”这一说法，并非出自正史，而是后人根据“烧秦宫室”与“阿房宫为秦宫之一”的逻辑推理所衍生出来的结论。这一误读经过千年流传，已成为大众常识，但实际上缺乏直接证据支持。
综上所述，文献层面的阿房宫存在着多重矛盾：既有详尽的尺寸记载，又有“未毕”“秦亡”的明确终止信号；既有宏大的建筑构想，又缺乏完整的实施记录；既有“火烧”的流行说法，又无确凿的文字佐证。这些疑点共同构成了阿房宫是否建成的第一个难题——我们在依赖文字的同时，也必须警惕文字本身的局限性与建构性。
二、考古发现的沉默：遗址背后的真相
如果说文献为我们勾勒出阿房宫的轮廓，那么考古发掘则是检验这一轮廓是否真实存在的关键手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位于今西安市西郊的阿房宫遗址进行了多次系统性勘探与局部发掘。这片区域地处沣河东岸，北临渭水，南靠终南山，地理位置优越，符合古代帝王择地建都的传统理念。
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努力，考古学家们确认了阿房宫遗址的核心区域——即所谓的“前殿遗址”。该遗址现存一处巨大的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320米，南北宽约420米，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高度约8米。如此庞大的基址，乍一看似乎印证了《史记》中“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的记载。然而，深入分析却发现诸多异常之处。
首先，虽然台基规模宏大，但在其表面及周边地层中，并未发现任何大型宫殿建筑的遗迹。按照常规宫殿建造流程，夯土台基之上应有柱础石、墙体基础、瓦当堆积、排水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然而，在阿房宫前殿遗址的数十次探方挖掘中，考古人员仅发现了少量散落的砖块、陶片和零星柱洞，完全没有形成系统的建筑布局。更令人困惑的是，整个遗址范围内几乎没有发现秦代晚期的生活遗物，如炊具、灯具、兵器等，这表明此处可能并未长期有人居住或使用。
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在遗址的地层剖面中，没有发现大规模火灾留下的红烧土或炭化木料。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项羽真的焚烧了阿房宫，理应在地下留下厚厚的灰烬层和高温烧结痕迹。事实上，在秦都咸阳宫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就曾发现明显的火灾破坏层，证实了“火三月不灭”的说法。然而，在阿房宫遗址，无论是在台基内部还是周围区域，均未检测到此类现象。这意味着，要么阿房宫未曾遭遇大火，要么它根本就没有建成可供焚烧的木质结构。
2002年至2007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阿房宫考古队”开展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次科学发掘。该项目采用遥感测绘、地质雷达、碳十四测年等多种现代技术手段，对遗址进行了三维重建与地层分析。最终发布的《阿房宫遗址考古报告》得出结论：阿房宫前殿仅完成了夯土台基的建设，尚未进行上部木构建筑的施工，属于典型的“半拉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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