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学者指出，日本文献中确有相关蛛丝马迹。例如，《续日本纪》记载，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时，曾携多名唐朝乐师与宫女同行。虽未直接提及杨贵妃，但时间上与安史之乱前夕吻合。此外，日本平安时代宫廷音乐中保留了许多唐代燕乐曲目，其中《霓裳羽衣曲》尤为着名——而这首曲子，正是杨贵妃亲自编排并演绎的经典之作。若非她亲授或其弟子东传，怎能在异国保存得如此完整？
再看中国本土的隐逸传说。四川青城山一带，素有“贵妃洞”之说。相传贵妃逃难途中曾在此隐居数月，洞内留有梳妆台、绣鞋印等痕迹。当地百姓称，每逢夜深人静，尚能听见洞中传来幽幽琴声，似《霓裳羽衣》残章。虽属民间附会，但青城山历来为道教圣地，远离尘嚣，确为避世良所。若贵妃假死脱身，借此藏匿，再由亲信护送南下，最终漂洋过海，路线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已有“替身代死”的先例。据《酉阳杂俎》记载，某贵妇遇刺，侍女自愿代主赴死，事后主人生还。此类“金蝉脱壳”之术，在宫廷斗争中并不罕见。杨贵妃身边不乏忠仆，如高力士、张韬光等人，皆为其心腹。若玄宗暗中授意，令其以他人替死，再将贵妃秘密送出，完全具备操作条件。而所谓“佛堂缢死”，或仅为对外宣称的官方说法，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假死计划”。
更有大胆推测认为，贵妃之死本身就是一场政治交易。安史之乱后，朝廷急需重塑权威，必须有人承担“红颜祸水”的罪名。杨国忠专权误国，贵妃受宠干政，二人成为众矢之的。杀杨国忠可除奸臣，杀贵妃则可安抚军心、昭示帝王大义灭亲。因此，无论贵妃是否真正死去，她的“社会性死亡”已然完成。只要世人相信她已死，便可达成政治目的。至于真实命运，则无关紧要。
这种“象征性死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正如古罗马的凯撒大帝死后被神化，中国的项羽虽败犹荣，贵妃之死也被赋予了超越个体生命的象征意义。她是盛唐繁华的化身，也是帝国衰落的祭品。她的死，标志着开元盛世的终结，预示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因此，无论肉体是否消亡，她在历史叙事中注定要“死去”。
然而，人性总是渴望奇迹。人们不愿接受美好事物的彻底毁灭，总希望悲剧背后藏着一线生机。于是，贵妃“未死”的传说，便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补偿机制。它满足了人们对圆满结局的期待，也寄托了对爱情永恒的信仰。白居易《长恨歌》之所以千古传诵，正在于它突破了现实的桎梏，将贵妃升华为仙界之人：“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里的“太真”，正是贵妃出家后的道号。诗人借方士之眼，在蓬莱仙岛寻得贵妃魂魄，两人互赠信物，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种超越生死的爱情神话，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重生。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这类传说反映了人类对“不朽”的深层渴望。贵妃之美，不仅是容貌之美，更是艺术之美、情感之美、时代之美。她的形象早已脱离具体的历史人物，演化为一种文化符号。正如希腊神话中的海伦引发特洛伊战争，中国的贵妃也成为美学与权力交织的象征。她的生死之谜，本质上是对“美能否永恒”的哲学追问。
近年来，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线索逐渐浮现。20世纪80年代，陕西兴平市对马嵬坡贵妃墓进行勘探，发现墓室结构简单，仅有一具小型棺椁，且无贵妃应有的陪葬品，如金钗、玉佩、龙凤纹饰等。专家推测，此墓极可能是后人修建的纪念冢，而非真实葬地。而在日本山口县久津村的所谓“杨贵妃墓”，经碳十四测定，墓中遗骨年代约为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与贵妃卒年基本吻合。虽无法确定身份，但至少说明该地确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贵族女性长眠于此。
此外，语言学研究也提供了有趣视角。现代山口县方言中，仍保留若干古汉语词汇，尤其在祭祀用语中常见“娘娘”、“御衣”、“琵琶”等词，发音接近唐代长安官话。当地传统舞蹈动作舒缓优雅，明显带有唐代软舞特征，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姿态极为相似。这些文化遗存，或许正是贵妃东渡后影响当地民俗的间接证据。
当然，也有学者持谨慎态度。他们指出，所有“贵妃未死”之说均缺乏直接文献证据，多依赖后世笔记、地方志或口头传说，可信度有限。唐代官方档案完整，若贵妃真逃亡海外，必有密奏留存，不可能毫无记载。且玄宗晚年返回长安，若知贵妃尚在人间，岂能默默无闻？更不会在《傀儡吟》等诗中流露出深切哀思。
对此，支持“流亡说”的学者反驳道：正因事关重大，相关记录可能已被刻意销毁。玄宗复位后，政治环境复杂，许多敏感事件均被遮蔽。加之安史之乱导致大量典籍损毁，现存史料本就不全。不能因无直接证据，便否定一切可能性。历史研究，有时需结合逻辑推理与文化语境，方能逼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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