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了几秒，我又拨了奶奶的电话。号码存了很多年，每次打过去她都能第一时间接起来，然后大声说“喂？是小邪吗？”她耳朵不太好，打电话的时候必须要用喊的音量才能听清。
电话响了四声，接了。“喂？”是奶奶的声音，中气很足，带着长沙话特有的那种往上扬的尾音，像是在问“谁啊”又像是在说“你说”。
“奶奶，是我，小邪。”
“小邪啊！”奶奶的声音立刻高了一个调，“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就是想您了，跟您说一声，我过两天回去看您。”
“回来看我？回长沙？”奶奶的声音里带着惊喜，但又有一点点不确定，大概是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对，回长沙。先回杭州待几天，再去长沙看您。”
“好好好，你来你来，”奶奶连说了好几个“好”，声音里带着笑，“奶奶给你做红烧肉，你不是最爱吃奶奶做的红烧肉吗？还有那个——那个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每次来都要吃的。”
“好，我去吃。”我说这话的时候，鼻子有点酸。奶奶今年八十多了，身体还行，但走路已经不太利索了，要拄拐杖。她一个人住在长沙，姑姑隔几天去看她一次。每次我回去，她都要亲自下厨给我做菜，拦都拦不住。姑姑在旁边说“妈您别忙了，让小邪出去吃”，奶奶说“出去吃哪有家里的好”。她站在灶台前，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拿着锅铲，慢吞吞地炒菜，炒一个菜要歇好几次。我看着那个画面，心里又暖又疼。
“奶奶，您别忙了，我回去随便吃点就行，不用专门做。”
“随便怎么行？你难得回来一趟，怎么能随便？”奶奶的语气跟我妈如出一辙，那句“随便怎么行”的句式、语调、甚至尾音上扬的角度都一模一样。我听着那句话，忽然觉得——有些东西是会遗传的，不只是长相和性格，还有“对孩子好的方式”。
“那我到了给您打电话。”
“好好好，你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去车站接你。”
“不用接，我自己去就行，您在家等着。”
“不行，我得接你，”奶奶的语气很坚决，“你又不认路。你上次回来就坐错车了，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是两年前，我从长沙南站打车去奶奶家，跟司机说了地址，司机听错了，把我拉到了另一个小区。我在那个小区门口找了半天没找到奶奶家的楼，给奶奶打电话，她在电话那头急得不行，说“你别动，我让你姑父去接你”。后来姑父开车过来把我接了回去，奶奶坐在沙发上看到我进门，眼眶红红的，说“你吓死我了”。
“奶奶，这次不会坐错车了，我用手机导航。”
“导航也不准，上次你姑父用导航还导丢了呢。”
“那是姑父用的导航不对，我这个导航准。”
奶奶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大概是在消化“导航”这个词，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反正你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你别一个人乱走，长沙现在变了很多，你不认识了。”
“好好好，您接您接。”我没有再争。因为我知道，争也没有用。奶奶这个人，认定的事情谁也改不了。她说要接，就一定会去接。哪怕她拄着拐杖，也会站在出站口最显眼的地方，伸着脖子在人群中找我。
挂掉电话之后，我在床边又坐了一会儿。手机已经有点烫了，握在手心里像一块被太阳晒过的石头。窗外的光从地板上移到了墙上，光线从金色变成了淡金色，下午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了。
我站起来，走出了卧室。
院子里，胖子的汤已经炖好了，香气从厨房里飘出来，弥漫在整个院子里。小哥还坐在石桌旁边看书，但那本书已经翻到了后面，大概又看了不少页。胖子站在厨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汤，正在吹气，大概是刚盛出来太烫了，喝不了。
“打完了？”胖子看到我出来，把汤碗放在石桌上，“打了这么久，跟家里人都说了？”
“嗯，跟我妈说了，跟小花说了，跟奶奶也说了。”我在石桌旁边坐下来，端起那碗汤，吹了吹，小心地喝了一口。汤很烫，但很鲜，是胖子炖了一下午的排骨汤，排骨已经炖得脱骨了，肉一抿就化，汤里加了玉米和胡萝卜，甜丝丝的。
“小花说什么了？”胖子问。
“他说他后天在北京，大后天去天津。说到时候看能不能抽出时间见一面。”
“那他肯定是能抽出时间的，”胖子也给自己盛了一碗汤，坐下来，用勺子搅了搅，让汤凉得快一些，“你回去，他能不见你吗？他那个人的行程表你又不是不知道，再忙也能挤出时间。”
“他说的是‘看能不能抽出时间’，不是‘一定’。”
“那就是‘一定’，”胖子说，语气很确定，像是在说一个不需要证明的真理，“你不了解他吗？能来他一定来，不能来他也会想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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