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第二天，我是被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弄醒的。
那种香味很复杂，混着很多东西——有油炸面食的焦香，有葱花炝锅的辛香，有粥熬到浓稠时散发出来的米香，还有一点点腊肉被热油激过之后的烟熏味。这些气味从厨房的门缝和窗户缝里钻出来，穿过走廊，钻进卧室，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脸，告诉我：该起了，再不起早饭就凉了。
我睁开眼的时候，阳光已经从窗帘的缝隙里挤了进来，在床单上画出一道细长的光带。光带里有细小的灰尘在飞舞，慢悠悠的，像是在跳一种很慢的舞。我盯着那些灰尘看了一会儿，脑子还没完全开机，整个人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混沌状态，像一锅还没煮开的粥，米是米水是水，没搅和到一起。
翻了个身，床的另一半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也放好了，被子表面已经没有了温度，说明他已经起来很久了。我伸手摸了一下他睡过的位置，凉的，但枕头中间有一个浅浅的凹痕，是头压出来的，还没来得及完全弹回去。
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窗外，胖子的声音从厨房方向传来，在跟谁说话——不用想也知道是在跟小哥说。胖子说：“……那个腊肉切薄一点，薄了好入味。对对对，就这个厚度，完美。小天真还没起？让他睡吧，昨天累了一天，又熬夜，年轻人觉多。”
小哥没说话，但我能想象到他听了胖子的话之后大概是什么反应——微微点一下头，然后继续切腊肉，刀刃碰到砧板的声音均匀而轻巧，每一刀之间的间隔都一模一样。
我披了件外套走出卧室。走廊里比卧室冷一些，脚踩在水泥地面上，凉意从脚底板往上窜，激得我清醒了不少。经过二叔房间的时候，我停了一下，门开着一条缝，能看到里面的被子已经叠好了，床单铺得平平整整，枕头放在被子上面，整个房间收拾得像没人住过一样。二叔这个人，不管住哪儿都是这样，走的时候房间比来的时候还干净，连一根头发丝都不会留下。
我心里动了一下，但也只是动了一下。二叔下午才走，现在才早上，还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
厨房里，胖子正围着灶台忙活，围裙系得歪歪扭扭的，后面的带子快拖到地上了。他看到我进来，用下巴指了指灶台上的一碗粥和一碟小菜，说：“先喝粥，垫吧垫吧，中午那顿才是正餐。”
我端起来粥碗，温度刚好，不烫嘴也不凉，是那种盛出来放了一会儿的恰到好处的温度。粥是白米粥，熬得很稠，米粒已经开了花，粥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米油，那是粥最精华的部分。我喝了一口，米香很浓，带着一点点回甘，是那种最朴素但最好喝的白粥。
小菜是腌萝卜和咸鸭蛋。腌萝卜是胖子自己腌的，咸酸适口，脆生生的，咬一口嘎吱响；咸鸭蛋是村里老刘家送的，蛋黄已经腌出了油，红彤彤的，筷子一戳油就往外冒。我把蛋黄拌进粥里，白粥被染成了淡黄色，喝起来多了一层咸香。
小哥在灶台另一边切腊肉。他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卫衣，袖子卷到了小臂，露出结实的前臂和手腕上那道细细的疤痕。他的动作很慢，但每一刀都很准，腊肉被切成厚薄均匀的片，一片一片地码在盘子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整齐。切完之后他又开始切蒜苗，蒜苗也是自家菜地里种的，绿油油的，切的时候散发出一种清辣的气味，闻着就让人胃口大开。
“中午做几个菜？”我一边喝粥一边问。
胖子掰着手指头数：“红烧肉、清蒸鱼、油焖笋、香菇菜心、腊肉炒蒜苗，再做个酸辣汤。四菜一汤，不，五个菜一个汤，够不够？”
“够了够了，吃不完。”
“吃不完二叔带路上吃，”胖子说，“给他打包，高铁上也能吃。我跟你说，高铁上的盒饭又贵又难吃，还不如我们做的。”
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没再说什么。喝完了粥，我把碗洗了，擦了擦手，走出了厨房。院子里，阳光已经铺满了整个院子，石桌石凳都被晒得暖洋洋的。二叔坐在他常坐的那张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腿上盖着一条毯子，正在晒太阳。他看到我出来，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下来。小板凳是那种很矮的竹凳子，坐上去膝盖比腰还高，不太舒服，但离二叔近。二叔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想说“你去坐椅子”，但没说出口，大概是觉得我想坐哪儿是我的自由，他没必要管。
我们在晨光中坐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阳光从柿子树的枝丫间漏下来，在地上投出一片碎金。院子里很安静，只有厨房里胖子炒菜的声音和小哥切菜的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背景音，像是一首很简单的曲子。
“二叔，”我开口了，“您到了北京之后，住哪儿？”
“有地方住。”二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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