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后来跟我说，他在飞机上醒来过一次，迷迷糊糊地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看到隔板拉下来了，两个人的毯子都堆在一起，我整个人缩在小哥旁边，脑袋差点枕到小哥的肩膀上，而小哥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一只手搭在我的毯子上面，看起来像是在守着我。
胖子说他看完这一幕之后就翻了个身继续睡了，心里想的是：这俩人就该坐一起，省得他操心。
我问他操心什么，他说操心我一个人睡不踏实。
我说我又不是小孩子，睡觉还需要人陪吗。
胖子说：“你不懂，有些人的睡眠质量就是跟身边有没有人有关的。你一个人睡的时候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有小哥在旁边你睡得跟猪一样，这还用我说？”
我想反驳，但仔细一想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在雨村的时候，我和小哥睡一张床，我基本上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偶尔他去巡山不在家，我一个人睡那张床，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翻来覆去要很久才能睡着，而且半夜还会醒。
我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习惯了，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我不太想去深究这个问题，有些事情想得太清楚反而没什么意思。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多。我被一阵轻微的颠簸晃醒了，睁开眼睛的时候，遮光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完全拉下来了，舷窗外一片漆黑，只能看到机翼上的灯在一闪一闪的。机舱里的灯调成了很暗的暖黄色，空乘在广播里用温柔的声音说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地面温度多少度，请大家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机。
我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毯子和外套从我身上滑了下去——是小哥的外套，黑色的那件薄毛衣外套，我之前在飞机上盖在毯子上面了。我把外套拿起来，叠了一下，叠得歪歪扭扭的，然后递给他。
他接过去，没有立刻穿上，只是搭在胳膊上，然后看着我，大概是确认我有没有睡醒。
我说：“我醒了，别看了。”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种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然后他站起来，帮我把头顶行李架上的包拿了下来。
胖子已经在过道里伸懒腰了，一边伸一边嘴里嘟囔着：“这一觉睡得真他妈舒服，头等舱就是不一样，我这辈子没在飞机上睡这么踏实过。”他看到我，又说：“小三爷你醒了？你这一路睡得跟死过去一样，我中间醒了好几次，你一次都没醒过。”
我说：“你醒了好几次？我怎么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得跟个婴儿似的，”胖子说，“我第二次醒的时候看到你和小哥的隔板拉下来了，你整个人都快滚到人家座位上了。”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了小哥一眼。小哥面无表情地拎着包往前走了，好像没听到胖子的话一样。
我赶紧跟上去，心里有点虚。我确实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滚到小哥座位上”，我只记得半梦半醒之间觉得身边很暖和，就不由自主地往那个方向靠了靠。这应该是人的本能吧？冷了就往暖的地方靠，跟猫一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胖子在后面拖着行李箱跟上来，一边走一边说：“行了行了，别不好意思了，我又没说什么。赶紧出去吧，外面冷，把外套穿上。”
我穿上了自己的外套——一件中长款的羽绒服，是出发之前胖子硬让我买的，说香港虽然不冷但内陆冷，不穿厚点回来肯定感冒。我当时还嫌他啰嗦，现在走出舱门的那一刻，一股冷风从廊桥的缝隙里灌进来，我立刻觉得胖子说得对。
凌晨两点多的机场空旷得像一座沉睡的城市。廊桥里没什么人，只有我们三个和前面几个头等舱的乘客，脚步声在长长的通道里回荡，带着一点空灵的共鸣。灯是白色的日光灯，照得整个通道明晃晃的，但那种明亮反而让人觉得更冷清了。
取行李的地方也没什么人。传送带在空转，发出单调的嗡嗡声，上面偶尔滑过来一个行李箱，孤零零地转一圈，然后又消失在帘子后面。我们的行李很快就出来了——三个箱子，两个黑色的一个迷彩的，迷彩的那个是胖子的，辨识度极高，老远就能看到。
胖子一手拎起自己的迷彩箱，另一只手帮我把那个黑色的箱子从传送带上拽了下来，往地上一放，说：“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来之前我们联系了雨村旁边镇上的一个熟人，让他帮忙把车开到机场停车场放着，这样我们下了飞机就可以自己开回去，不用麻烦别人凌晨来接。胖子走之前就把车钥匙寄过去了，对方也很靠谱，不仅把车开过来了，还帮我们把油加满了，甚至连车里都打扫了一遍。
停车场在航站楼对面，走过去大概十分钟。夜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我把羽绒服的帽子拉起来扣在头上，又把拉链拉到最高，下巴缩进领子里。小哥走在最前面，步伐不紧不慢的，他里面只穿了一件薄毛衣加一件外套，看起来完全不觉得冷。我有时候真的很怀疑他的体温调节系统是不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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