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锅炉房小树林。
夕阳依旧，气氛却截然不同。
十四块闪烁着幽绿、淡蓝、甚至还有炫酷红色的“霹雳灯”电子表，整齐地码放在一块铺开的旧报纸上。LED光在暮色中交织跳跃，如同一个小小的霓虹舞台，牢牢吸住了所有人的眼球。空气中弥漫着塑料新品的微甜气味和一种近乎狂热的兴奋。
“我的！这块蓝色的！”
“我要红的！闪起来贼亮！”
“钱！给你！尾款五块！”
“别挤别挤！排队！”
学生们像抢购不要钱的金子，攥着早就准备好的五块钱尾款，争先恐后地往前涌。李卫国嗓子都快喊哑了，脸红脖子粗地维持秩序，收钱，核对收条，递表。动作麻利，带着一股扬眉吐气的劲儿。张强拿到他那块墨蓝色带绿光的表，迫不及待地扣在手腕上，对着最后一点天光左看右看，咧着嘴，之前的狠厉和怀疑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心满意足。
我站在人群稍外围的阴影里，背靠着冰冷的锅炉房砖墙，手里紧紧攥着那个旧帆布书包。书包沉甸甸的，里面不再是课本，而是厚厚几沓钞票。十块的“大团结”，五块的，两块、一块的，甚至还有不少毛票。汗渍、油腻、褶皱，混合着纸币特有的油墨味和塑料新品的微甜气息，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十四份定金，一百四十块。十四份尾款，七十块。扣除给老黑的本金二百一十块（十四块表），还有李卫国垫付的样品钱和跑腿费十五块（我给他算了二十块），以及之前“借”王强那五毛（我给了他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这小子乐得差点蹦起来）……
净赚一百七十五块五毛！外加老黑“赠送”的一块瑕疵品（表盘有个暗点，但功能完好）。
一百七十五块五毛！在1983年的夏天，一个高中毕业生口袋里揣着这笔钱，足以让他在这个小城横着走。
狂喜吗？有，但只有一瞬。前世在恒远资本，经手的资金动辄以亿计，这点钱在他眼中，不过是启动庞大计划的几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更多的是一种冰冷的清醒，一种劫后余生、终于撬开第一道命运缝隙的疲惫感，以及对下一步更凶险棋局的审慎。
信息差！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电子表只是小试牛刀，国库券，才是那座横亘在眼前、等待他去开掘的沉默金矿！六月底，那份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通知》，就是点燃金矿的导火索！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个上紧了发条的机器，精密而高效地运转。
白天，我依旧是那个坐在教室后排、埋头复习、毫不起眼的高三学生。黑板上的倒计时数字无情地缩减：30天，29天……空气里的焦灼几乎凝成实质。老师们苦口婆心，同学们埋头题海，为挤过那道决定命运的独木桥而拼命。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战场，早已不在教室。
下午放学铃声一响，我便如同离弦之箭，第一个冲出教室。骑着从废品站淘来的、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破旧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那个旧帆布书包，风驰电掣地穿梭在狭窄、尘土飞扬的街道上。
我的目标明确：市郊的几家大型国营厂矿家属区。
棉纺厂、机械厂、钢铁厂……这些曾经辉煌的庞然大物，在八十年代初的经济转型浪潮中，已显露出些许疲态，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尤其是那些端着铁饭碗、生活相对稳定的老工人家庭。
“大爷，收国库券！高价收！”
“大娘，家里有没有用不着的国库券？比银行给的价高！”
“大姐，看看这新到的电子表？‘霹雳灯’的！港城货！拿国库券换也成！”
我像个最精明的猎手，眼光毒辣地筛选着目标。专找那些穿着干净但款式老旧、面容愁苦或带着怨气的家属。他们手里，往往握着单位强行摊派下来的、如同鸡肋的国库券。面额不大，五块的，十块的，二十块的，花花绿绿，纸质粗糙，印着庄严的国徽和面额数字。
“国库券？那玩意儿有啥用？又不能当钱花，放家里还占地方！”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正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择菜的大妈没好气地说。
“大妈，我给您现钱！五块的国库券，我出四块五收！十块的，九块收！比银行回收价高一大截！” 我立刻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在她眼前晃了晃。
“啥？九块收十块的？” 大妈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择菜的手停了下来，“小伙子，你说真的？”
“当然真的！现钱！您有多少？” 我语气笃定。
“你等着！” 大妈噌地站起来，撩起围裙擦了擦手，转身就进了屋。
不一会儿，她捏着几张颜色暗淡的国库券出来了，小心翼翼地递给我：“喏，就这二十块的，去年厂里硬塞的……”
我接过，仔细看了看年份（82年）和面额，二话不说，数出十八张一块的钞票塞到她手里：“大妈，您点点！十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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