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被春运的人潮推动着，笨重而迅猛地向前滚动。越靠近年关，腊月的味道越浓，空气中仿佛都飘散着一种混合着归家焦灼和隐约节日气息的特殊因子。街道两旁的商铺挂起了红灯笼，贴上了福字，超市里循环播放着喜庆的拜年歌曲，处处都在提醒着人们——春节，这个中国人心中最隆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然而，这种节日的氛围，在城东客运站这个巨大的漩涡中心，被扭曲、稀释，最终彻底淹没在生存与归家的原始洪流之中。越到年关，客运站就越忙。 这已不是“忙”字可以简单形容，而是一种近乎失控的、沸腾般的混乱。
人潮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广场上，候车室里，安检口前，每一个角落都像是被强行塞满了沙丁鱼的罐头，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声浪分贝持续攀升，各种方言的呼喊、争吵、婴儿撕心裂肺的啼哭、广播里声嘶力竭的疏导通知……交织成一片令人头皮发麻的、永不停歇的背景噪音。空气污浊到极点，汗味、泡面味、烟草味、劣质香水味、还有人长时间拥挤产生的体味，混合着消毒水的气息，形成一种粘稠的、令人窒息的介质，每一次呼吸都感觉沉重。
杨梅和朱雨的工作强度也随之达到了顶峰。她们像两尊被固定在岗位上的雕塑，从清晨天光未亮，一直站到夜幕深沉，华灯璀璨。维持秩序的声音早已从最初的清亮变得彻底沙哑，如同破旧的风箱，每喊出一句话都带着灼痛感。双腿从麻木到刺痛，再到一种超越痛感的、沉重的存在，仿佛两根深深扎入水泥地的木桩。她们需要应对更多因焦急而失去耐心的旅客，处理更多因拥挤而产生的摩擦和口角，眼神需要更加锐利，才能在那一片混乱的人头攒动中，迅速识别出插队者和需要帮助的人。
身体承受着极限的考验。而心理上，一种微妙的、与外界节日氛围格格不入的疏离感，也在悄然滋生。
杨梅的手机，安静得像一块冰冷的砖头。
快过年了，杨母一个信息也没有。
没有询问她何时放假，没有关心她是否回家，没有一句关于“年”的问候。那个曾经承载着母女间微弱联系（尽管大多是单向的汇报和索取）的通讯工具，此刻沉寂得令人心寒。这种沉默，比以往任何一次争吵或斥责都更加彻底，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宣告：你已不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内，你的归处，自行解决。
而杨梅，也倔强地、或者说是一种心灰意冷后的自我保护，一个信息，一个电话也没打回去。
打回去干什么呢？挨骂吗？
这个反问句，像一道坚固的屏障，将她心中那点或许还残存的对家庭温暖的微弱渴望，牢牢地封锁在外。她可以预见到通话可能的内容：母亲冷硬的质问“什么时候回来？”，得知她不回家后的不满“翅膀硬了？”，或者又是老生常谈地要求她给杨晨辅导功课，甚至可能因为期末18名的成绩依旧不够“顶尖”而引来新的贬低。那种言语上的冷暴力，比客运站的喧嚣和身体的疲惫，更让她感到窒息和无力。
既然问候不会带来温暖，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和压力，那又何必自取其辱？不如就这样，彼此沉默，划清界限。她在心里为自己建筑起一座孤岛，用忙碌和疲惫作为围墙，隔绝了来自那个所谓“家”的风雨，也隔绝了自己内心可能泛起的涟漪。
于是，她的生活被简化到了极致，也填充到了极致。
每天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
这种充实，是一种被体力劳动填满后的、近乎麻木的踏实感。她的时间、她的精力、她的每一个脑细胞，都被眼前汹涌的人潮、沙哑的呼喊、麻木的双腿和口袋里逐渐增厚的纸币所占据。她没有闲暇去伤春悲秋，没有精力去咀嚼孤独，甚至没有空间去感受即将到来的节日所带来的那份本该属于她的失落。
忙碌，成了她最好的麻醉剂和庇护所。在维持秩序、指引方向、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过程中，她需要全神贯注，大脑无法分神去想那些令人沮丧的家庭关系，去想渺茫未卜的前途。她只是一个“功能”，一个客运站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眼前这一小片区域的秩序。这种目标单一、反馈直接（阻止插队成功，帮助到需要的人，拿到当日工资）的劳动，反而带来一种奇异的、精神上的平静。
当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交接班完成，领到那张皱巴巴却沉甸甸的一百五十元钞票时，巨大的疲惫如同潮水般将她淹没，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任务达成的、微小的成就感。她靠自己的双手，站住了，活下来了，并且为明天积攒下了一点资本。
然后，便是日复一日的归途。
杨梅每天坐公交回去，只想躺平在床上。
回学校的晚班公交车，像一艘在夜色中航行的疲惫的船。车厢里比清晨更加空旷，也更加寒冷。她通常选择一个靠窗的座位，将滚烫的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感受着那一点冰冷的刺激，试图驱散大脑因过度喧嚣而产生的嗡嗡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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