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像一卷被匀速拉动的粗糙胶片，在客运站日复一日的喧嚣中，一格一格地显影出生活的真实质地。第一天的手忙脚乱和腰酸背痛还记忆犹新，但生存的本能催促着杨梅必须快速适应。
第二天清晨，当她和朱雨再次融入那班挤满早行者的公交车时，杨梅的心境已与昨日不同。褪去了最初的惶恐与陌生，一种名为“目标”的东西在她心底沉淀下来。她知道自己去那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是为了夺取生存所需的资源，那每天八十元的微薄却至关重要的薪金。
再次站在那条黄色的等候线旁，杨梅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她观察侯姑姑如何利落地处理突发的票务纠纷，观察老员工如何用简洁有力的手势引导人流，甚至观察那些黄牛党惯用的插队伎俩。她的声音不再仅仅是机械的重复，而是带上了分辨的力度。面对真正焦急赶车的老人，她会多一分耐心，仔细指引；面对明显想浑水摸鱼的青壮年，她的眼神会变得锐利，语气也强硬起来。
“请排队！行李不要堵在通道！” 她的喊话渐渐有了节奏，懂得在人群躁动的间隙提高声调，在相对平缓时保存体力。
朱雨依旧沉默，但她的观察更为细致。她默默记下了不同窗口主要售卖的目的地，当有旅客询问时，她能更快地给出准确指引。两个女孩，一个逐渐展露出外部的韧性，一个则发挥着内部的缜密，在这片混乱的战场上，悄然构筑起一道微不足道却行之有效的防线。
侯年年的姑姑，那个精明的中年女人，最初对这两个“学生娃”并没抱太大期望，只当是帮侄女一个忙，顺便找两个便宜的临时工。但几天下来，她看向杨梅和朱雨的眼神里，挑剔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
第三天下午，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因为找不到身份证而急得在窗口前大哭，堵住了队伍。杨梅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只是皱眉或催促，她走上前，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安抚对方，然后蹲下身，帮着在女人随身那个巨大的、塞满杂物的背包里仔细翻找，最终在一个夹层中找到了那张关键的卡片。女人千恩万谢地走了，队伍恢复了流通。侯姑姑远远看着，没说话，只是转身从办公室多拿了两瓶矿泉水，默不作声地放在了杨梅和朱雨休息的角落。
第四天，杨梅已经能大致分辨出哪些是正规运营的巴士司机，哪些是拉私活的“黑车”司机在附近转悠。当一个面相油滑的男人试图忽悠几个外地模样的旅客去坐他的“便宜快车”时，杨梅立刻提高了警惕，故意大声重复着广播里关于“请到正规窗口购票，谨防上当受骗”的提示，目光毫不避讳地盯住那个男人。男人悻悻地瞪了她一眼，最终还是走开了。侯姑姑后来轻描淡写地对她说了一句：“眼力见儿有长进。”
这种被认可的细微感觉，像投入冰湖的小石子，在杨梅心湖里漾开一圈微弱的涟漪。它无法驱散身体的疲惫，却给这种纯粹的体力劳动注入了一丝别样的意义。她不仅仅是在“熬时间”换钱，她是在学习，在适应，在用一种笨拙却真实的方式，与这个复杂而粗糙的社会局部进行着碰撞和磨合。
每天傍晚，当夕阳将客运站巨大的玻璃窗染成橘红色，她们结束一天的工作，从侯姑姑手里接过那张带着体温的八十元纸币时，杨梅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抚平，然后放进钱包最内侧的夹层。那张绿色的纸币，轻飘飘的，却承载着她一天的汗水、站得发麻的双腿和喊得沙哑的喉咙。它代表着独立，代表着即便失去那被骗的三百元，她依然有能力靠自己活下去。
身体的劳累是切实的。每天天不亮起床，在拥挤的公交车上颠簸近一小时，站立近十个小时，应对无数询问和嘈杂。回到宿舍时，常常连爬上床铺的力气都快要消失。她和朱雨的交流也变得极其简略，往往只是一个眼神，一声疲惫的叹息，便能懂得对方的感受。她们会在水房用热水久久地泡脚，缓解小腿的肿胀，然后在熄灯后，几乎是瞬间陷入沉睡。
然而，在这种高强度的体力消耗下，杨梅却感到一种奇异的“充实”。这种充实，不同于埋头书本时那种精神上的紧绷和焦虑，它是一种将体力挥霍到极致后，换来的沉甸甸的、物质性的踏实感。她不再有闲暇去伤春悲秋，去咀嚼被骗的屈辱或是对未来的迷茫。生存的命题被简化成了最直接的公式：付出劳动，获取报酬，维系生存。大脑在极度的身体疲劳下，反而获得了一种空白般的宁静。
去客运站的第五天晚上，拖着仿佛不属于自己的身体回到寂静的宿舍，杨梅看着钱包里累积起来的几百元钱，一种微小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她算了算，这几乎足够她支付十月份剩余日子的基本开销了，甚至还能有一点结余。她想起了母亲，想起了那个被冰冷挂断的电话。一种混合着证明和汇报的冲动，促使她拿起了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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