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风暴。
1904年的春季，黄浦江携带着上游的泥沙与下游的咸腥，翻滚着冲向吴淞口。江面上，小型的舢板在挂着外国旗帜的蒸汽明轮船的阴影下穿行，船夫的号子声被汽笛的尖啸压过。
在黄浦江的江水边，外滩万国建筑群的坚硬轮廓刺破了春季潮湿的雾气。那些新古典主义的廊柱、哥特式的尖顶和巴洛克风格的圆顶，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构成了一幅怪异的图景。这里是远东的冒险家乐园，是金融、贸易、阴谋与情报的交汇之地。
日俄战争的炮火虽然远在数百英里之外的满洲，但战争的电波与黄金的流向，却在这座畸形的都市里，以一种狂热速度汇聚、碰撞、再分发。
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尽头，一家没有挂出任何招牌的高级私人俱乐部内，德国商人赫尔曼·穆勒正享受着他一天中最好的时光。
俱乐部内部的装潢是纯正的维也纳风格，铺着厚重的波斯地毯，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古巴雪茄烟草和上等科涅克白兰地的混合香气。侍者们穿着浆洗挺括的白色制服，脚步轻盈，只用法语和英语低声交谈。这里是上海真正的权力掮客聚集的地方，一个英国银行家可能正与一个法国军火商在讨论橡胶期货，而隔壁桌的美国企业家则在向日本领事馆的武官推销中立国的棉纱。
赫尔曼·穆勒，一个体格壮硕、留着上翘胡须的巴伐利亚人，独自占据了靠窗的位置。他品尝着来自巴伐利亚的黑啤酒，泡沫绵密，麦香醇厚。他面前的橡木桌上，摊开着一份刚刚从青岛发来的商业电报。
“俄国人……药品……铁丝网……报价上浮20%。” “日本人……光学仪器……滚珠轴承……紧急催货。”
作为一名在远东经营着军火、机械和中立贸易的商人，这场战争对他而言，无异于一场盛宴。俄国人需要他的药品和铁丝网，日本人则需要他的光学仪器和滚珠轴承。他左右逢源，钞票如同雪片般飞入他在德华银行的户头。
然而，穆勒先生的身份不止于此。他还是德意志帝国海军情报局在上海的线人之一。
今天，来自柏林的电令让他有些烦恼。
威廉皇帝陛下的意志很明确：德意志帝国乐于看到俄国这头高卢公鸡的蛮熊盟友，在远东遭到日本的羞辱。一个虚弱的俄国，将减轻德国在欧洲东线的压力。
但帝国海军部和外交部则忧心忡忡：他们极度警惕英国的盟友——日本，在太平洋上取得一场压倒性的胜利。1902年的《英日同盟》是悬在所有非英国势力头上的一把利剑。一个过于强大的日本，将威胁到德国在青岛的利益。
柏林的最终指示：“维持均势。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双方的战争，最符合帝国在远东的利益。俄国要流血，但不能猝死。”
“维持均势……”穆勒咀嚼着这个词，用银质小刀切着盘中的血肠。这可不是商人该干的活。商人逐利，而政治家才玩平衡。平衡，意味着他必须在某些时候，损害自己的短期利益，去换取长远的战略目标。
比如，现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被日本人打得晕头转向，海军上将斯塔克因为开战之夜的奇袭而名誉扫地，新上任的马卡洛夫中将虽然雷厉风行，但舰队的士气已然跌入谷底。如果俄国舰队被全歼，旅顺失守，这场战争可能在夏天结束前就会分出胜负。
“俄国不能猝死。”穆勒默念着。这意味着，他必须想办法，给那头半死不活的熊，输一点血。
这时，俱乐部侍者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微微躬身，递上了一张银质托盘。托盘上没有酒，只有一张折叠起来的名片。
穆勒放下刀叉，拿起名片。
名片上面只有一个俄国姓氏“波波夫”，以及一个手写的地址——公共租界，虹口区，一家俄国皮草行。
穆勒的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他知道这个波波夫。一个近两个月才在上海冒出来的人物，自称是来自西伯利亚的流亡贵族，现在靠做点见不得光的生意糊口。根据穆勒外围情报网的报告，这个波波夫最近在黑市上兜售一批来路不明的毛瑟步枪，数量不小，而且急于出手。
穆勒更知道的是，这个波波夫的出现，时间点过于巧合。他怀疑过这是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日本人设下的圈套。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波波夫，正是CSB驻上海的特工，代号“裁缝”。裁缝已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以这个军火贩子的身份，小心翼翼地渗透进了穆勒的商业外围圈。
穆勒将名片在指尖转了两圈，然后将其丢进了桌上的烟灰缸。
“告诉来人，”他用餐巾擦了擦胡子，“我对皮草没兴趣。”
侍者躬身：“先生，送信人说，波波夫先生的皮草，是上等的钢铁成色，而且急着出手，也许您在旅顺的俄国朋友会感兴趣。”
穆勒不再言语，只是挥了挥手，侍者会意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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