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军事硬实力的较量之外，软实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和文化影响力，同样是塑造国家形象、赢得国际尊重、乃至在外交谈判中增加筹码的重要武器。
亚瑟精心安排的代表团成员，尤其是那位在医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伊丽莎白·肯尼博士，以及随行的皇家理工大学代表，便成为了他手中一张极其有效的科技外交王牌。
肯尼博士关于脊髓灰质炎物理新疗法的理论，在这时的医学界无疑是颠覆性的。
主流观点普遍认为该病主要源于脊髓神经损伤，导致肌肉永久性瘫痪，治疗方法以僵硬的夹板或石膏固定患肢、防止畸形为主，结果往往是肌肉萎缩、关节僵硬，患者终身残疾。
而肯尼则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大胆提出肌肉本身的疼痛、痉挛和失用性萎缩才是导致功能丧失的关键因素，主张通过早期、持续的热敷、轻柔的被动运动和积极的功能训练来唤醒肌肉。
这种理念与这时盛行的制动休息原则背道而驰，自然引来了诸多质疑。
然而，亚瑟对肯尼的研究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
在澳大利亚国内，皇家理工大学附属医院专门为她设立了治疗中心，联邦卫生部门也开始小范围推广她的疗法，积累了大量令人信服的成功案例。
正是基于这份底气，亚瑟才决定将肯尼博士推向伦敦这个世界医学的中心舞台。
在皇家学会那间挂满了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巨匠画像的古老报告厅里，面对着台下上百位代表着英国科学界最高权威的院士和资深医生，肯尼博士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自信。
她没有被现场庄重的气氛所震慑。
她首先以清晰、简洁的语言阐述了她的理论基础，引用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最新研究，得益于皇家理工大学其他科系的交叉支持，论证了肌肉痉挛在小儿麻痹症病程中的关键作用。
随后，她将重点放在了临床证据的展示上。
利用最先进的幻灯片投影技术，她展示了一系列经过严格记录、长期追踪的病例。
每一组幻灯片都包含三张照片：患儿发病初期的瘫痪状态、接受传统夹板固定治疗一段时间后的肌肉萎缩和关节变形照片、以及接受数月甚至数年肯尼疗法后的恢复状态照片。
那些接受了肯尼疗法的孩子，虽然未必能完全恢复正常行走，但他们的肢体形态保持良好，肌肉相对饱满，甚至能够在家长的帮助下站立、行走，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这种直观的、充满生命力的对比，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
报告厅里鸦雀无声。
那些最初带着怀疑甚至轻蔑表情的权威们，此刻都陷入了沉默。
他们或许仍然对肯尼的理论细节持有保留，但那些照片所呈现出的显着疗效差异，是任何偏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报告结束后，提问环节的气氛异常热烈。
质疑依然存在，但更多的是探讨性的问题：如何准确评估肌肉痉挛的程度？
热敷的温度和时间如何掌握？
功能训练的具体方案如何制定？
并发症如何处理？
肯尼博士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清晰的思路，一一作答，展现了其作为一名严谨科学工作者的专业素养。
几位在小儿麻痹症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专家，如来自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当场就向肯尼博士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希望她能前往他们的医院，进行更深入的病例讨论和临床演示。
亚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不仅欣然应允了这些医学界的交流邀请，更通过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私人渠道，巧妙地安排了一场规格更高、影响更广的御前演示。
地点被安排在白金汉宫的一个侧厅，听众包括对慈善和医疗事业非常热心的亚历山德拉王后、几位王室核心成员、卫生大臣以及伦敦几家最负盛名的医院的院长。
肯尼博士没有进行枯燥的理论阐述，而是带来了两位特殊的助手——一位是在伦敦定居的澳大利亚外交官的孩子，不幸在两年前患小儿麻痹症，经过肯尼博士在悉尼的初步治疗和指导，恢复情况良好；另一位则是一位在伦敦本地医院接受传统夹板治疗、病情相似但恢复情况远不如前者的英国患儿。
在王后和一众贵宾面前，肯尼博士亲自为两位患儿进行了检查和部分治疗演示。
她温柔地用热毛巾包裹住患儿痉挛的肢体，轻柔地进行被动伸展，并鼓励患儿尝试做出微小的动作。
整个过程充满了耐心、关爱和科学的严谨性。
两位患儿不同的反应和肢体状态，形成了最直观、最令人心碎也最充满希望的对比。
那位接受肯尼疗法的澳洲孩子，虽然仍需搀扶，但已经能够在家长的鼓励下，迈出颤巍巍的步伐，脸上带着努力而自豪的笑容。
亚历山德拉王后被深深地打动了，眼中甚至泛起了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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