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社交季，并未因女王的离世而沉寂。
国葬的肃穆之后，各种以追思、纪念为名的招待会、晚宴和俱乐部聚会，反而成为了帝国各界精英进行非正式接触、交换信息、重塑权力格局的绝佳舞台。
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哀伤，但也涌动着新时代开启前的躁动与试探。
亚瑟深谙此道，他并没有将自己禁锢在梅费尔的府邸或与英国官员的正式谈判桌上，而是巧妙地利用自己王室成员的身份和日益增长的声望，游走于这些看似轻松实则暗藏机锋的社交场合，系统性地、秘密地编织着一张旨在联合其他自治领、共同应对伦敦压力的外交网络。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加拿大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爵士。
这位法裔加拿大人以其优雅的风度、雄辩的口才和坚定的维护加拿大自主权的立场而闻名。
亚瑟选择在一个由加拿大驻英高级专员公署举办的小型晚宴上，与劳雷尔进行了一次看似随意的长谈。
壁炉的火光映照着两人手中的白兰地酒杯，周围是低语交谈的宾客，营造出一种私密而放松的氛围。
“劳雷尔爵士，”亚瑟首先表达了对女王的哀悼，随即话锋一转，“此次前来伦敦，除了表达哀思，更深切地感受到帝国正处于一个变革的十字路口。贝尔福首相的英联邦构想令人鼓舞，但张伯伦先生对帝国统一关税和海军中央集权的执着，却也令人担忧。”
他开诚布公地分享了自己与英国两位核心人物会谈的感受，当然，隐去了涉及澳大利亚核心机密的部分。
劳雷尔眼中闪过一丝赞同。
“殿下所言极是。”
他用带着一丝法语韵味的英语回答，“加拿大同样珍视与母国的联系，但也绝不能以牺牲我们自身的经济独立和国家利益为代价。张伯伦先生的关税同盟计划，对于我们这个与美国有着漫长边界和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拥有制定自己贸易政策的自由。”
亚瑟敏锐地捕捉到了共同点。
“完全理解。澳大利亚同样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我们新兴的工业需要保护，我们也希望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一个僵化的、排他性的帝国贸易体系，不符合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
两人就反对强制性帝国特惠制达成了高度一致。
接着，亚瑟又试探性地提到了海军问题。
“伦敦希望我们为皇家海军提供更多财政支持，以应对德国的挑战。澳大利亚原则上愿意承担责任，但前提是必须尊重我们在南太平洋的防务自主权。不知加拿大方面对此有何考虑？”
劳雷尔的态度则更为谨慎。
“加拿大目前的地理位置，并未感受到如澳大利亚那般直接的海上威胁。我们更倾向于优先发展一支能够保卫我们自身海岸线和渔业资源的小型海军力量，而非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遥远的帝国舰队中。当然，我们同样警惕任何试图削弱我们自主权的企图。”
尽管在海军的具体策略上存在差异，但亚瑟成功地在维护财政自主权和反对伦敦过度干预这两个核心原则上，与劳雷尔找到了共同语言。
他提议，在即将召开的1902年帝国会议上，双方可以就这些共同关切的问题，事先协调立场，相互呼应，以增强对伦敦的影响力。
劳雷尔欣然同意，并表示愿意在会议期间与亚瑟保持密切沟通。
与新西兰总理理查德·塞登的会晤则在一家更为私密的绅士俱乐部进行。
塞登是一位务实而强硬的政治家，以其平民化的风格和对新西兰国家利益的坚定扞卫而着称。
由于地缘上的接近和相似的安全关切，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立场更为接近。
“殿下，伦敦那些老爷们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对着地图指点江山，却根本不了解我们南太平洋的真实情况！”
塞登的语气带着一种边疆政治家特有的直率，“我们需要自己的声音，需要能够直接影响那些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决策！”
他对亚瑟提出的争取更大外交咨询权和区域防务自主权的建议，表示了毫无保留的支持。
然而，在帝国特惠制问题上，塞登的态度则略显微妙。
新西兰的经济结构比澳大利亚更为单一，对英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一个有保障的帝国市场对其农产品出口至关重要。
“原则上我们支持自由贸易，”塞登谨慎地表示，“但任何可能损害我们羊毛和乳制品稳定出口的安排，我们都必须仔细权衡。”
亚瑟理解塞登的顾虑，他并没有强求完全一致。
他强调，反对的是强制性的、统一的关税壁垒，而非自愿的、互惠的双边协议。
他暗示，未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可以率先签署更紧密的自由贸易协定，共同开拓亚洲市场，以此来减少对英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这个提议引起了塞登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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