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强硬的开场，布里奇斯将军并未退缩。
他站起身，走到会议桌一侧早已准备好的海图架前，铺开了那张标注着南太平洋复杂岛屿、航道和用不同颜色标示的德国海军基地和日本可能的扩张方向的巨幅海图。
“爵士，将军们，”布里奇斯的声音同样坚定，他曾是皇家炮兵军官，对这些海军将领并无畏惧，“请允许我从一个实际操作的角度，阐述我们的立场。南太平洋的地理环境与北大西洋截然不同。这里岛屿星罗棋布，暗礁密布，气象多变，航道极其复杂。潜在的威胁，无论是德国海军日益活跃的袭击舰，还是未来可能崛起的区域性力量，都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隐蔽性。”
他指着地图上的距离标尺：“从伦敦到悉尼，即使通过最快的电报线路传递信息，也需要数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一道指令的往返，可能就意味着战机的贻失。在瞬息万变的海战中，这种由万里之外进行的遥控指挥，无异于让前线的士兵蒙着眼睛作战。我们需要的，不是僵化的命令，而是基于实时情报和本地经验的快速决策能力。”
他详细阐述了澳方的方案：“我们并非要求脱离帝国的战略框架。我们完全赞同建立一个由各方代表组成的帝国海军委员会，负责制定全球性的战略规划、协调资源分配和共享高级别情报。但是，在这个统一的战略框架下，具体的战指挥权，必须下放。我们建议，将南纬10度以南、东经170度以西的广阔海域，划定为‘澳大利亚责任区。在这个区域内，由澳大利亚海军司令部直接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总督负责，并拥有独立的作战指挥权、舰船部署权和日常训练管理权。当然，我们会与帝国海军委员会保持最密切的联络，并随时准备支援帝国在全球其他地区的行动。这不是分裂，而是更有效率的责任分工。”
他还拿出了一份初步拟定的指挥层级、通讯协议和与皇家海军其他舰队的协同预案。
海军将领们对此反应冷淡，甚至带着明显的质疑。
一位负责舰队规划、以保守着称的海军上将立刻反驳道：
“将军，恕我直言，您所谓的责任区划分过于理想化。海战是流动的，敌人不会按照您划定的界限行动。如果德国舰队主力突然出现在印度洋，威胁到我们前往印度的生命线，而此时澳大利亚舰队却以责任区为由按兵不动，那后果谁来承担？帝国的力量在于其灵活性和集中使用的能力，任何固化的区域划分都是对这种能力的削弱。”
另一位负责技术装备、神情倨傲的上将则将矛头再次指向了正在建造中的悉尼号：
“我们通过非官方渠道了解到，贵国正在建造的巡洋舰，在动力系统、火炮规格甚至装甲防护的设计上，都采用了某些非皇家海军标准的德国技术。这不仅会给未来的协同作战带来巨大的障碍——弹药不通用、维修标准不统一，更重要的是，这本身就传递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澳大利亚海军，究竟是帝国海军的一部分，还是一个独立的、可能受到其他势力影响的力量？”
这番话，几乎是在指责澳大利亚通德，用心极其险恶。
会议室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布里奇斯将军脸色涨红，正要反驳这种近乎侮辱的指控，却被亚瑟用一个眼神制止了。
亚瑟知道，纠缠于技术细节和指挥层级的辩论，只会陷入对方预设的逻辑陷阱。
他必须将问题重新拉回到政治和战略的高度。
“将军们，”亚瑟缓缓开口，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时代不同了。澳大利亚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伦敦庇护的遥远殖民地。我们拥有自己的工业基础，能够建造不亚于欧洲列强水平的战舰；我们拥有自己的人民，他们在布尔战争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忠诚；我们拥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保卫我们漫长的海岸线、我们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是我们联邦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的人民愿意为保卫这片土地流血牺牲，但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子弟兵是在为澳大利亚而战，是在执行能够最有效保护他们家园的命令。将自己国家安全的钥匙，完全交到万里之外、情况并不完全了解的指挥官手中，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在情感上也是无法理解的。这是民意，将军们，是一个新兴国家最强大的意志体现。”
他没有直接回应关于德国技术的指控，而是将其转化为澳大利亚追求自主的表现。
“至于舰船的设计，我们当然希望能够采用最先进、最适合本土环境的技术。如果皇家海军愿意与我们分享最新的设计理念和关键技术，我们自然乐于合作。但如果这种合作是以牺牲我们的指挥自主权为代价，那么澳大利亚将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来确保我们拥有保卫自己的能力。”
这是一种委婉的威胁，暗示如果英国不合作，澳大利亚可能会进一步倒向德国或其他技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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