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旭日东升景象中，一抹来自遥远西方的、象征着旧时代黄昏的阴影，也开始悄然投下，提醒着人们历史车轮的无情转动。
1900年末，关于维多利亚女王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消息，越来越频繁和具体。这位统治了大英帝国长达六十三年、定义了一个时代的帝国祖母，显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的每一次咳嗽，每一次觐见的取消，都会立刻传遍全球，引发各方的猜测和准备。
这个消息在澳大利亚社会引发了复杂而微妙的情绪涟漪。
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早期殖民时代、从英国或爱尔兰漂洋过海而来的老一代移民来说，女王不仅仅是一位遥远的君主，更是他们心中母国的化身，是他们颠沛流离生活中维系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她的即将离去，让他们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和对未来的茫然。一个没有维多利亚女王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仿佛一个时代，连同他们自身的青春和记忆，都将随之而去。
而对于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在联邦建立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女王则更像是一个遥远的、印在邮票和钱币上的历史符号。他们尊重她作为帝国元首的地位，承认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但他们的情感归属和首要效忠对象，早已是脚下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以及那个矗立在堪培拉、代表着他们自己未来的联邦政府。女王的离去，对他们来说，更多地意味着一个漫长旧时代的彻底终结，以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走向更广阔世界舞台的新开端。他们或许会表达礼节性的哀悼，但内心深处，涌动的是对未来的期待。
媒体的反应也清晰地反映了这种代际和观念上的分化。一些仍然由旧派人物掌控、带有浓厚保守色彩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女王的画像，回顾其辉煌的统治和帝国的黄金时代，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往昔岁月的伤感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以《澳洲先驱报》为代表的、更贴近联邦脉搏的新兴媒体，则在表达对女王崇高敬意的同时，更多地将笔墨聚焦于澳大利亚自身的成就和光明未来。他们巧妙地将女王的去世，解读为帝国向现代英联邦和平演变的自然进程，强调女王治下澳大利亚的成长与独立，本身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遗产之一，而澳大利亚将是这一遗产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出色的发扬光大者。
亚瑟本人，则处于这种复杂情绪和社会讨论的漩涡中心。作为女王的嫡亲孙子，他与这位祖母之间有着远超普通臣民的深厚个人情感。他清晰地记得，在白金汉宫那个阴郁的下午，正是这位外表严厉、内心却蕴藏着惊人政治智慧的老妇人，给予了他信任和机会，将这片大陆交到了他的手中。没有她的首肯，就没有今日的澳大利亚联邦，也没有他亚瑟的这一切。从个人情感而言，他为祖母即将到来的离去感到真切的悲伤。
但同时，作为澳大利亚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一位成熟的、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考量的政治家，他也无比清醒地认识到，女王的去世，将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性终结，更将是整个大英帝国权力结构和国际关系的一次重大洗牌。这将是他为澳大利亚争取更大国际空间、进一步巩固独立地位、甚至重新定义与母国关系的绝佳契机。他必须将个人情感暂时置于一边，以最冷静、最理性的头脑，去迎接这个历史的转折点。
他一方面下令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参照最高规格，为即将到来的国丧做好一切必要的礼仪准备，包括拟定官方悼词、安排全国哀悼活动、准备派往伦敦的代表团等。另一方面，则秘密指示联邦安全局CSB局长道尔，全面启动对伦敦政局动向的最高级别监控。他需要实时掌握新国王爱德华七世，他那位看似玩世不恭、实则精明过人的伯父伯蒂的真实态度和权力稳固情况，以及英国新一届政府可能采取的对澳政策走向。特别是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力推的帝国特惠制，亚瑟更是将其视为未来英澳关系中最大的潜在变量和博弈焦点。
1901年1月22日傍晚，那个最终的、不可避免的消息，通过送达堪培拉联邦宫亚瑟的书房：“女王陛下于今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奥斯本宫安详离世。”
亚瑟看着那简短的文字，久久没有说话。窗外，夕阳正将最后一抹余晖洒在格里芬湖面上，金光粼粼。一个辉煌的时代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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