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培拉的深秋，夜风格外凛冽，卷着布连达贝拉山脉的寒气，让总督府花园里的桉树发出阵阵呜咽。书房内，巨大的壁炉里燃着火焰，噼啪作响，将温暖的橘色光芒投射在墙壁那副巨大的澳大利亚地图上，也映照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教授那张写满疲惫与愤怒的脸。
他刚从那趟横穿数千英里的探案之旅归来，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神采。昔日那位在剑桥讲坛上从容儒雅的学者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双眼布满血丝、下巴上冒出花白胡茬、眼神锐利如鹰的老人。他那身朴素的旅行外套上，还沾着内陆小镇的红土，风尘仆仆，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肃杀之气。
亚瑟没有催促他，只是静静地为他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又在茶里加了一片柠檬和一勺蜂蜜。他知道，这位老朋友、老搭档，此刻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倾听。
马歇尔教授双手捧着温暖的茶杯，却没有喝。他只是盯着杯中袅袅升起的热气，仿佛在组织着那些从地狱边缘带回来的、沾满了血泪的字句。
“殿下，这不是市场波动，也不是商业竞争。”许久之后，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如同被砂纸打磨过，“这是一场屠杀。一场有预谋的、针对我们新兴工业基础的、冷血的屠杀。”
他将那份沉甸甸的、用绳索捆扎得整整齐齐的调查报告，放在了亚瑟面前那张由昆士兰红木制成的巨大办公桌上。报告的牛皮纸封面上，没有任何标题，只有一个马歇尔亲手写下的词——“Jaccuse...!”（我控诉…!）。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书房中只有马歇尔教授那压抑着怒火的声音在回响。他没有使用任何经济学的专业术语，他的叙述更像是一位法医在解剖一具具尸体，冰冷、客观，却又字字泣血。
他讲述了丹尼尔·埃文斯的遗孀那双空洞绝望的眼睛；讲述了罐头厂倒闭后，果农们因为合同作废而不得不将成吨的桃子倒入河中的悲惨景象；讲述了那些年轻的创业者们，是如何一步步掉进那个用法律条文精心编织的陷阱，最终被榨干最后一滴血。
“……他们利用了我们亲手铺设的铁轨，运送绞死我们自己孩子的绞索。他们是在用我们颁布的法律，来保护他们罪恶的行径。”马歇尔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殿下，那个斯特林，还有他背后的泛澳商业信贷公司，就像一群盘旋在新生羚羊群上空的秃鹫。他们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精准地咬向那些最富有活力、却也最孤独离群的个体。他们的手段如此卑劣，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我们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起诉他们的罪名。每一份合同都合法，每一次抽贷都合规。他们是在用文明的规则，行使最野蛮的掠夺。”
亚瑟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桌面上一遍遍划过。他的脸上，没有流露出愤怒或震惊。那双蓝色的眼眸深邃得如同寒潭，所有的情绪都被隐藏在了那片平静之下。
他知道，这种游戏不再诉诸于底层的暴力或舆论的煽动，而是直指现代社会的核心——规则与资本。这是一种文明的、优雅的，却也更致命的战争。
当马歇尔教授讲完最后一个案例，整个书房再次陷入了壁炉火焰燃烧的噼啪声中。这位老学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但眼神中的无力感却更深了。
“殿下，这场战争，我们不能再按照他们制定的规则来打了。”他最终得出了那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如果我们仅仅是去修补法律漏洞，他们总能找到新的漏洞。如果我们动用行政命令去强行干预，那更是自毁长城，会彻底破坏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商业信誉和法治精神。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承认自己的无能，对于马歇尔这样一位站在经济学之巅的智者来说，是极其痛苦的。
亚瑟站起身，没有去看那份血泪斑斑的报告。他缓缓走到那副巨大的地图前，目光扫过那些被马歇尔教授用红色别针标记出的死亡地带。那些红点，像一道道流血的伤口，刺痛着他的眼睛。
“教授，您说得对。”他的声音，平静得近乎冰冷，“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干预。那样，我们就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我们站在权力的另一端。我们亲手栽下的树，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斧头去砍伐。”
他转过身，看着一脸困惑的马歇尔，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反而提出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
“教授，您在剑桥时，想必也对达尔文的理论有所涉猎。告诉我，当一群狮子，在广袤的草原上，开始捕杀离群的羚羊时，羚羊群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让马舍尔愣住了。他一时没能跟上亚瑟跳跃的思路，只是下意识地，用一种生物学本能去回答：“它们……它们会聚在一起。它们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防御性的圆阵，把年幼和体弱的保护在中间，用集体的犄角，一致对外，来对抗捕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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