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谁也没想到，这位众人眼中的“栋梁之才”，人生的底色里，除了聪慧，还有一份刻在骨子里的孝义与倔强。
十三岁这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砸在了孔家——父亲孔宙病逝了。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压得全家人喘不过气来。孔融更是悲痛欲绝，他伏在父亲的灵前，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冰冷的青砖上，三日三夜水米不进，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连起身都要靠哥哥们搀扶。有时候哭到极致，他竟会直接从地上晕过去，醒来后又接着哭，那份哀痛，连邻里乡亲见了都忍不住落泪。
后来，州里的官员听说了孔融的孝行，纷纷称赞他“孝行过人”，孔融的名声，也因此更响了。
可命运似乎总爱考验这个懂事的孩子。没过几年，灵帝时期，“党锢之狱”再起，宦官专权，朝政混乱，那些坚守气节、敢于和宦官作对的名士，纷纷遭到迫害，李膺、杜密、范滂等贤才，全都被杀害了。
其中有一位名叫张俭的党人，是孔融哥哥孔褒的好友。他四处逃亡，被宦官追杀得走投无路，一路辗转，来到了曲阜，想投靠孔褒避一避风头。可偏偏那天孔褒外出办事，不在家里，只有十六岁的孔融在家。
张俭站在孔家门口，神色慌张，眉头紧锁，连姓名都不敢轻易透露，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孔融见他模样狼狈，眼神里满是忧戚，又听他说是哥哥的朋友，心里便明白了几分——想必是遇到了大麻烦。
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把张俭拉进了屋里，关上大门，轻声说道：“先生别怕，我哥哥虽然不在家，但您是他的好友，我定然会护住您。”
就这样，孔融自作主张，把张俭藏在了家里。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多久，官府的人就循着踪迹找来了，要搜捕张俭。张俭见状，知道孔家不能再待了，便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孔家，继续逃亡。
官府的人没有抓到张俭，便把气撒在了孔家身上，当即把孔褒和孔融都抓进了监狱。面对官府的审讯，兄弟二人竟争着认罪。
孔褒抢先说道：“张俭是我的朋友，是我让他来家里避难的，与我弟弟无关，要杀就杀我！”
孔融却连忙摇头，大声说道：“不对！是我把张俭藏起来的，哥哥当时不在家，这件事全是我的主意，罪责应该由我来担！”
兄弟二人争得面红耳赤，官府的官员也拿不定主意，只好把孔母也传了过来，询问她的意见。
孔母看着两个儿子，眼神里满是心疼，却依旧坚定地说道：“我是一家之长，家里出了这样的事，自然该由我来承担全部罪责，与孩子们无关。”
一门三人，争相赴死，这份气节与情义，让官府的官员深受触动，却也更加为难——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判谁有罪。无奈之下，只好把这件事上报给了朝廷，让朝廷来定夺。
最终，朝廷下诏，判定由孔褒承担罪责，论死处斩。而孔融，也因为这份“舍身救友”的义举，名声大噪，被朝廷的公卿大臣们纷纷举荐。后来，他先在司徒杨赐的府中任职，又进入大将军何进的幕府，年纪轻轻，便在官场里崭露头角。
可孔融的性子，注定了他在官场里走得不太平。不久后，董卓率军入朝，把持了朝政，独断专行，朝中大臣大多敢怒不敢言。孔融却偏不，他每次在朝堂上发表意见，都直言不讳，常常与董卓的想法相悖，气得董卓脸色铁青，却又碍于他的名声，不敢轻易动他。
恰逢此时，黄巾军在山东北海一带再次起义，声势浩大，朝廷多次派兵镇压，都没能平定。董卓见状，心里暗暗盘算：不如把孔融派去北海当太守，让他去对付黄巾军，若是他能平定叛乱，那是朝廷的福气；若是他败了，正好借黄巾军的手除掉他，一举两得。
就这样，三十几岁的孔融，被任命为北海相，离开了繁华的都城洛阳，前往北海赴任。
初到北海，孔融便展现出了他的抱负。他十分推崇儒学，在当地修建学校，招收弟子，亲自讲授儒家经典；他还四处寻访贤才，只要是有才能的人，无论出身贵贱，他都一一举荐，委以重任。在他的治理下，北海一带的学风渐渐兴盛起来，百姓们的生活也渐渐安定了一些。
可孔融毕竟是个文人，熟读诗书却不擅长带兵打仗。没过多久，黄巾军就再次大举进攻北海，孔融率领士兵屯兵都昌，被黄巾军团团围住，形势十分危急。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士兵们也伤亡惨重，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孔融却急得团团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太史慈的义士站了出来。太史慈武艺高强，胆识过人，他自告奋勇，愿意突围出去，前往平原郡，向时任平原相的刘备求救。
那天夜里，夜色浓重，寒风呼啸。太史慈趁着黄巾军防守松懈，骑着一匹快马，手持长枪，冲破了黄巾军的包围圈，一路疾驰，奔向平原郡。等到他赶到平原郡时，早已是人困马乏，浑身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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