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都城的晨雾刚漫过护城河时,蘧家西厢房的窗纸已经透出微光。鸡叫头遍那会儿,六十岁的蘧伯玉就坐起来了,不是因为睡不着,是五十年的老规矩——趁着晨光没晒透窗棂,先把前一天的日子在心里过一遍。
他摸黑穿上麻布短褂,脚刚沾地,就被床脚的木屐绊了一下。换作年轻时,他准会嘟囔句“这鞋摆得没规矩”,但此刻他只是弯腰把木屐摆端正,指尖触到微凉的鞋面时,心里已经转开了:“昨日给东邻张伯送药,进门时见他院角的篱笆歪了,嘴上应着‘改天让小厮来修’,转头就忘了。今日得先让阿福去把篱笆扎牢——答应人的事没做到,这不是忙,是心不诚。”
窗纸外,老槐树的叶子被风扫得沙沙响。这棵树是蘧伯玉二十岁那年亲手栽的,如今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树疤里还嵌着块小石子——那是他二十五岁时,跟人拌嘴气极了,随手扔出去的,当时只图解气,后来想起那石子差点砸到树下逗猫的孩童,悔得半夜起来往树疤里塞了把新土。
“先生,灶上温了 millet粥。”灶房的婆子隔着门喊,声音里带着怯生生的敬。她刚来蘧家三个月,总摸不透这位老爷的性子——别家老爷晨起要么呼奴唤婢,要么闭目养神,偏这位,天不亮就自己收拾屋子,见了扫地的仆役都要问声“早饭吃了没”,可真要犯了错,比如采买的菜少了分量,他半句重话没有,只让犯错的人跟着他把账本抄三遍,抄到脸红耳热,比打板子还让人难受。
蘧伯玉应了声,推门出去。院里的石磨盘上还留着昨夜的余温,是小厮阿福磨豆浆时没擦干净。他蹲下身,用布巾细细擦着磨齿里的豆渣,脑子里却在想四十年前的事。
那年他二十岁,正是觉得“天下道理我都懂”的年纪。有回在学堂跟先生辩《诗》,先生说“巧笑倩兮”是讲礼仪之美,他偏说“这明明是夸女子好看”,争到面红耳赤,最后把先生气得摔了戒尺。当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爬起来把《诗经》翻到那一页,借着月光看了半宿,忽然想通了:先生说的是“礼”,他说的是“形”,只顾着赢辩,却忘了“敬”字——对师长不敬,说得再对,也是错。
第二天一早,他揣着自己手抄的《孝经》去给先生赔罪,膝盖刚跪下,就被先生扶起来了。先生指着窗外的竹子说:“伯玉啊,竹子要长得直,得常修旁枝。人也一样,知道哪里弯了,才长得正。”这话他记了一辈子,后来每次反省,都像在给自己修枝。
三十岁那年,他做了卫国的小官,管着城郊的市集。有回查账,发现收税的小吏多收了卖柴老汉三个钱。他把小吏叫来,本该按规矩罚俸,可看着小吏哆哆嗦嗦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给卧病的老娘抓的药,他心一软,只让小吏把钱还了,没上报。
那天晚上,他在灯下坐了半夜。桌上的铜镜映着他紧锁的眉头——多收钱是错,可自己因为心软就废了规矩,这错更大。《周礼》里说“执法者不徇私”,他这不是仁慈,是把“私念”放进了“公心”里。第二天,他自己掏了三倍的钱补进税银,又在市集的布告栏上写了“昨日执法失当,蘧伯玉自罚俸三月”,阳光下,那行字刺得他脸发烫,可路过的老汉朝着布告栏作揖时,他忽然明白:认错不是丢面子,是让心站得更直。
四十岁生辰那天,卫国国君召他入宫议事。说起边境的粮草调度,他觉得自己的法子最妥当,不等别人说完就抢着开口,把大夫季孙氏的话头打断了。出宫时,马车刚过金水桥,他就掀开车帘让车夫停车。
“回府时绕路去季府。”他对车夫说。车夫纳闷,生辰宴都备好了,绕路做什么?他却在马车上想:“季孙氏比我年长二十岁,执掌粮草多年,我凭什么觉得自己的法子就一定对?打断别人说话,不是自信,是傲慢。”到了季府,他对着季孙氏深揖到地:“昨日议事,晚辈无状,断了您的话头,是我失礼了。”季孙氏愣了愣,随即大笑:“伯玉啊,我活了六十岁,见过争功的,见过抢名的,还没见过为一句话专门登门赔罪的。”那天的生辰宴,他喝得不多,心里却比喝了蜜还甜——原来认错能让人心里这么敞亮。
此刻,晨光已经爬上磨盘,把蘧伯玉的影子拉得老长。他直起身,布巾上沾着豆渣,像撒了层碎雪。刚要转身,就见小厮阿福端着水盆过来,脚步匆匆,差点撞到院中的石凳。
“慢着走。”蘧伯玉接过水盆,没责备,只指着石凳说,“你看这石头,蹲在这儿五十年了,不管是人撞它,还是雨浇它,都一动不动。为啥?因为它知道自己在哪儿。人也一样,走得太急,就忘了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阿福红着脸点头,他忽然想起,阿福昨日给西院的姑娘送花,回来时说“那姑娘笑起来真好看”,语气里带着点轻浮——这话该提醒,但得等会儿,早饭时慢慢说,急了反而让孩子记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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