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岗的风似乎总是夹杂着一股浓郁的黄土气息，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吹拂过这片土地。当风吹拂在人们的脸颊上时，那种感觉仿佛被细细的沙尘抽打一般，带来一丝丝刺痛和灼热感。
白天的时候，村民们都忙碌于山坳之中，他们齐心协力地搭建工棚，精心砌筑着反应炉灶。
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以至于手指因为长时间的劳作而磨出血泡，但他们只是简单地用布条包裹一下伤口，然后继续坚持干活儿。
然而，每当夜幕降临，情况便会发生变化。在那个最大的窑洞内，一盏微弱的煤油灯散发出明亮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空间。
灯光映照下，墙壁上映射出无数道长长的人影，使得原本昏暗的窑洞变得格外热闹非凡，甚至比白昼还要喧嚣几分。
我们不能总是依赖佳贝怡她们几个人啊。 老支书静静地蹲坐在门槛之上，一边吧嗒着手中的旱烟袋，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
他将烟锅里剩余的烟灰轻轻地磕落在鞋底上，瞬间迸发出几颗小小的火星，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般短暂而耀眼。这些火星溅落在泥土地面上，留下点点痕迹，仿佛也象征着生活中的种种艰辛与不易。
这话戳到了大家的心事。转移那阵子，陈工被流弹擦伤了胳膊，磺胺生产停了三天，前线送下来的伤员等着药，急得赵佳贝怡嘴上起了燎泡。那时候大家才明白，光靠几个人攥着技术不行，得让更多人学会，这事业才能扎下根。
夜校就这么办起来了。黑板是块青石板，用锅底灰混着桃树胶刷的，黑得发乌，挂在窑洞最里头的土墙上，边上还粘着几根稻草。粉笔是小李带着几个年轻娃，在河滩上捡的白石头，磨得方方正正，写在板上“沙沙”响，写急了能刮出火星子。
学生们可杂了。有村里识过几年字的年轻人，袖口磨得发亮；有负责保卫的战士，枪就靠在墙角，手还按在枪套上；甚至还有两个刚过门的新媳妇，白天纳鞋底，晚上揣着针线筐就来了，说“学不会认字，能记个药方子也行”。
第一堂课，赵佳贝怡站在石板前，手里攥着块白石头，手心沁出的汗把石头润得发亮。她平时跟药罐子打交道还行，对着一屋子人说话，声音都发飘：“咱先讲磺胺。”
她在黑板上画了个圈，又点了几个点，像个歪脑袋的虫子，底下有人“嗤”地笑出声。是警卫班的王二柱，他挠着头说：“赵同志，这玩意儿比小鬼子还坏？”
“坏得很。”赵佳贝怡也笑了，拿起另一块石头，在圈边上画了个钥匙的形状，“咱的磺胺，就像把小钥匙，能堵死细菌吃饭的‘嘴’，让它们活活饿死。”
她指着圈里的点：“但这钥匙得用对时候，伤口化脓了才管用，没破的皮上用，白搭。还有啊，有的人用了会起疹子，就像地里长了毒草，得赶紧停……”
王二柱蹲在最前头，怀里抱着枪，膝盖上放着块木板，用炭笔在上面画着那个“歪脑袋虫子”，画得比赵佳贝怡还丑，却看得格外认真。
“赵同志，”后排有人喊，是村里的二婶，手里还攥着没纳完的鞋底，“那疹子是啥样？跟我家娃起的痱子一样不？”
“不一样。”赵佳贝怡走到她跟前，拿起她的手比划，“痱子是一片一片的小疙瘩，这疹子是红块块，能连成一大片，还发烫。”她想了想，又补充，“就像被火烤过的红土坡，又红又烫。”
二婶点点头，从针线筐里翻出块碎布，用针别在鞋底上，“我记着，红土坡似的，得停。”
陈工的课，得往窑外跑。他讲冷凝器，就拎着个用竹管和瓦罐改的玩意儿，站在刚搭的灶台边，指着上面的水珠：“看这水珠子，顺着竹管往下滴，一滴是一滴，快了慢了都不行。快了，说明里面烧得太猛，药就熬坏了；慢了，火不够，白浪费柴。”
他让根生过来，递给他一把小锤子：“你敲敲这接口，听着声儿脆不脆？脆，就说明没漏气；要是发闷，准是没扎紧。”
根生是个愣头青，刚从田里被拉来当警卫，识不了几个字，可对这些铁家伙、竹管子特别上心。他蹲在边上，耳朵贴在竹管上听，敲一下，直点头：“左边这节脆，右边那节有点闷！”
“对喽。”陈工拍了拍他的肩膀，“右边那节接口没缠紧，咱找截麻绳，蘸点桐油缠上，保准就脆了。”
根生学得认真，晚上回自己那孔小窑洞，就着月光用木棍在地上画竹管的样子，画一段就敲敲地面，听声儿辨虚实。没过几天，陈工修设备，他蹲在边上递工具，递得比谁都准。
小李的课最费劲。他抱着本翻烂了的德文资料，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这个是A，跟咱的‘啊’差不多；这个是B，念‘拜’……”
底下的人学得舌头打结，秀芹红着脸说：“小李同志，这洋字儿比绣花还难。我绣朵牡丹，针脚歪了能拆了重绣，这字母念错了，舌头都捋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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