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宋朝在李元昊继位之后的数年时间里，保持足够警惕，做出相应准备，制定一个统一明确的对夏策略，应该不至于像后来败得那么惨。但宋朝统治集团分成两派，在如何对待西夏是和时战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的主张安抚，有的主张备战。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宋朝以夏竦、范雍经略西北边事，夏竦提出“缮兵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的长期防御方针，但宰相张士逊等人却妄想速决战，一举剿灭西夏。宋仁宗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优柔寡断，面对大臣的争执首鼠两端，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出明确意见，也统一不了思想，坐失抓住战役主动的良机。
战争爆发后，宋朝高层仍然争议不断，范仲淹等人主张积极防御，韩琦等人主张主动进攻，朝廷高层认为“边臣之情，务夸勇敢，耻言畏怯，区区过慎，坐老吾师”，宋仁宗则是墙头草，随风倒，先是支持韩琦的进攻主张，遭遇好水川惨败后又转而支持范仲淹的积极防御。当宋朝君臣在和战攻守的问题上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下，拿不出一个明确方案时，西夏却认准“打”这一条路走下去，李元昊也不搞什么民.主，他说一不二，一个人的意见就是西夏的唯一战略。如此对比之下，宋朝不败都难。
宋朝的军事体制由宋太祖、宋太宗奠定基础，特别是宋太宗赵光义实行“将从中御”的驭将之术，喜欢分散统兵将帅的兵权，在一个军事战略区内设置多路将帅，又不设总指挥，让他们互不隶属，互不统辖，从而制约将帅，防止其拥兵造反。宋真宗、宋仁宗将“将从中御”奉为“祖宗家法”，坚定不移地执行。
宋夏战争期间，宋朝先将西北军事区划分为两路，即泾原秦凤路和鄜延环庆路，由夏竦、范雍分领，两人官职相当，互不统辖，不能相互支援，好水川之战前夕，范雍请求增援时，不能直接调动夏竦麾下兵马，必须上书朝廷，才能请求增援，导致好水川之败；后来，宋廷汲取兵权分散的教训，以夏竦总管陕西，韩琦、范仲淹分管两路，作为夏竦的副手，但韩琦、范仲淹意见不一致，作为其共同上级的夏竦先是支持范仲淹，后来又迎合宋仁宗的意见，支持韩琦主动进攻，又导致三川口之败；再后来，宋廷撤了夏竦的职，不设方面总管，将两路各自一分为二，分为泾原路、秦凤路、鄜延路、 环庆路四路，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分领四路，互不统辖，进一步分散指挥权，又招致定川寨之败。
综观宋仁宗在位期间的宋夏战争，绝大多数时间内，宋朝沿边各路将帅都是互不隶属，不相统辖，缺乏能总管各方、统一指挥的方面大帅，甚至出现将帅不协。反观西夏的李元昊，不管你有几路将帅，我只管一路来攻，大军也只有我一个统帅，对比之下，谁的效率更高，高下立判。
西夏是党项建立的国家。党项是古羌族的一支，很早便生活在青海、甘肃的黄河流域一带，过着原始游牧生活。游牧民族天生擅长骑射，党项曾在唐朝时帮助出兵帮助平定黄巢起义，战斗力十分强悍。西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实行全民皆兵制，族人闲时为民，战时当兵，遇有征战，自备马匹装备，粮草衣食，没有粮草辎重部队拖后腿，粮草不足时则在战区掠夺物资作为补给，因此他们的部队机动灵活，兵强马壮，其精锐重装骑兵号称“铁鹞子”，既擅长长途奔袭，又在大西北的复杂地形中闪转腾挪，来得快，去得也快，经常利用地利优势掩护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宋军难觅其踪。
反观宋朝，由于丧失了对幽云十六州和大西北的控制权，严重缺乏马匹，骑兵数量不足，在宋夏战场上只能以步兵集团防御，机动性很差，靠两条腿在丘陵地带步行，对突来突去的西夏骑兵望尘莫及，造不成任何杀伤。更重要的是，尽管宋朝在宋夏边境部署了30万禁军，但由于边境线漫长，宋军不得不分散兵力，驻守在近千公里的战线上，又不舍得放弃城池据点。只要对方集中进攻一点，宋军便被牵着鼻子走，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在相互救援中兵困马乏，被敌人抓住机会予以歼灭。处在防御位置的宋朝原本就处于战略劣势，加上缺乏骑兵，更是容易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宋朝崇文抑武，不以武人为一路主帅，无论夏竦、陈执中、范雍，还是韩琦、范仲淹、庞籍，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他们之中，只有夏竦、范仲淹富有军事谋略，其他人则寡于计谋，缺乏军事经验，不懂战术，大多时候只是纸上谈兵，胡乱指挥。宋朝的武将则一味勇武，同样缺少谋略，如刘平、任福、葛怀敏等都是粗勇之人，一逢战事，便恃勇而骄，轻敌冒进，屡屡中计，每每惨败。
与宋朝将帅不擅军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元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奇才，他虽然没读过孙子兵法，却深通用兵之道，擅长运用地利之便，发挥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跟宋军大打游击战、运动战，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中，李元昊运用了“声东击西、围城打援、诱敌深入、设伏聚歼”等战术战法，有的还是重复使用，几乎一个套路，却屡试不爽，而宋军不知吸取战败教训，屡屡上当受骗，中了西夏军队诱敌深入之计，战术僵化，不知变通，充分显示出宋夏双方将帅在谋略和战术上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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