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化是内敛精细的，这既表现在用宗法、保甲、乡约等绳索对全体民众的约束，还表现在用超乎以往的心机对妇女行为与心智的囿限。文化的精神风貌与妇女的生活状况，正是相互对应的。
不妨先从外部装束去认识一下宋代的妇女。北宋建国后，妇女渐不戴帔帛。到了南宋，女装更趋向素淡与简易，而且多着逼窄贴体的小袖对襟式上衣，盖在下裙之外。唐代女装中暴露的风尚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公共场合，宋代妇女则要戴盖头，以障蔽面部；脚穿尖小莲鞋。朱熹还别出心裁，在莲鞋底下装上木头，使之行走有声，便于家人监视其活动（《福建通志·风俗志》）。遮掩与紧缩，或者说是偏重约束，可以称作宋代女装的一大特征。
在行为上，宋代的妇女更受到了诸般限制，像唐代妇女那样抛头露面、招摇过市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唐代妇女喜好骑马，如唐代诗人张祜《集灵台》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宫中尚敢骑马，这是何等气魄。王建的《宫词》，则描绘了当时宫女们“夸道自家能走马，国中横过觅人看”的洋洋得意之态。唐时妇女之骑马者，露髻驰骋，不复戴帽，甚至穿着男子的衣衫。女子还骑马参加集体游戏。在出土的唐代击毯图铜镜上，就可以见到女子骑马击毯的英姿。
而宋时的妇女，连上街的机会都少，平日里只能在垂帘之后张望一下外面的世界。妇女偶或出门，也要乘轿坐车或戴盖头，与尘世依然有一帘之隔。略略探头探脑，即会遭人耻笑。且引一段宋人话本为证。《清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的主角蒋淑珍，生得甚是标致，因难逢佳偶，常“垂帘不卷”“高阁慵凭”，说话人对此颇多非议。据话本所说，她“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个纵鬓头儿，着件叩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或倚槛凝神，或临街献笑，因此闾里皆鄙之”。可怜这女子，大门未出，二门不迈，只不过卷帘开眼看世界，便为时论不容。
宋时对妇女行为的限制，有大量的文字上的规范，北宋司马光在其《家范·治家》中即指出：
夫治家莫如礼，男女之别，礼之大节也。故治家者必以礼为先，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受，嫂叔不通问，……姑姐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毋与同席而坐，毋与同器而食。
自司马光以后，这类男女有别的言论越来越多，并成为有影响的社会舆论。
文字规定毕竟还是纸上谈兵，若要执行必需相应的措施来保证。两宋妇女缠足的普及，正好满足了对妇女施行控制的需要。缠足是一种摧残肢体正常发育的野蛮行为，清人李汝珍在小说《镜花缘》第十二回中，曾借君子国吴之和之口描绘了妇女缠足之惨状：
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
缠足并不是宋人的首创。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载，南唐李后主令宫嫔“以帛绕足，令纤小”，“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但最初缠足之风大约还只在宫中流行，至两宋方普及民间。“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苏东坡《菩萨蛮》词中即有“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句，说明彼时世人已有以缠裹小脚为好的审美倾向。
在话本中，亦可寻出不少宋时民间妇女缠足的证据。如《碾玉观音》中的女主角秀秀，刚亮相时说话人描述她是“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因是小脚，故随崔宁出走时行不多远，便脚疼走不得了。《错斩崔宁》中的小娘子，出门“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肯定也是小脚无疑。
妇女缠足的普及，肯定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有效地限制了妇女的行动。林语堂便指出：“缠足是妇女被幽禁、被压制的象征，这个说法并不过分。宋代的大儒家朱熹也非常热衷于在福建南部推行缠足的习俗，作为传授中国文化、提倡男女隔离的一个手段。”（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缠足作为隔离女性的手段，在元代伊世珍《琅嬛记》中即曾提到：“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之中，欲出则有帷车载之，是无事于足也。”流传于民间的《女儿经》对此有通俗的解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裹足其实是为了裹心，于是除了外在拘束的缠裹小脚，两宋时着重内在思想控制的女教也大为兴盛。女教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礼记》的《曲礼》、《内则》诸篇中便记录了不少女子的为人之道、行事之仪。到两汉刘向编《列女传》、班昭着《女诫》时，女教的内容已经颇有系统了。两宋文人儒士则又将女教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宋人对传统女教的更新，导致了女教、女性.伦理道德、妇女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显着变化。例如，班昭在《女诫》中，是主张女子应与男子一样读书的。但到了司马光的《家范》中，虽也同意女子读书，却将读书的内容限定为《孝经》《论语》《列女传》之类，而反对女子学“作歌诗”，其强调道德伦理教化之意昭然。明以后出现的女子“无才是德”的说法，正是宋人女教思想的必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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