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菡，作为曹国舅的女儿，成长于这个时代，其实宋代女子的婚姻观和寻常的古代女子不太一样。宋代是个承上启下的王朝。它吸收了隋唐时期的社会文化制度，也在城市经济的刺激下诞生程朱理学。因此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宋代婚姻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宋朝法律的规定，宋代女性不仅在婚姻中享有很多自由，能够选择离婚和改嫁，在家庭中也和男性一样拥有财产的管理权，并且还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因此宋代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女词人。宋朝女性地位并不如同大多数人认为的一样低下，相反，宋朝女性的地位较之前朝甚至有所提升。这与当时宋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宋朝的经济之繁荣不用多着笔墨，人尽皆知。宋代打破了“市”和“坊”的界限，有晓市和夜市，城市里到处可见商店，甚至还出现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经济的发展给女性地位的提高提供了现实可能。
此外，宋朝统治者的治国之策是崇文抑武，宋太祖为子孙立下规矩，“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朝廷官员的选拔实行科举制，“学而优则仕”，所以文人在宋代有着极高的地位。文化教育的发展让各种流派的思想在宋朝汇集，形成了一个文化多元、信仰多样的宽松社会氛围。而为人们熟知的理学，在宋朝虽然兴起，却并没有成为宋朝的主流思想，其观点也并不为世人所认同，社会影响实际有限。
文化教育的发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宋朝从最高统治者皇帝代士大夫都认为，读书不分性别，女性也应该多读经史典籍，提升素质和修养。所以宋代的女性获得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极大的提高了女性的文化素质，同时促进了女性自我认知的提升。宋朝出现了一批在诗词绘画等领域杰出的女性，且博古通今的知识女性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出现。一个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女性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地位。
宋代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保障。宋朝建立后，其法律形式和内容基本沿用唐律。唐代法律是我国古代法典的集大成者，所以宋代建立之初，法律体系就已经比较健全了。宋太宗以后，宋朝法律根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立法活动频繁，法律形式的性质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
宋朝法律的完善对于女性的影响就是增加了关于女性的嫁妆权、离婚权、寡母对子女的监督权、女性的财产继承权等内容。宋朝从法律上对女性的各项权利予以认可和保护，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法律地位。且在司法实践中，各级官员必须通晓律例，在审判涉及女性的诉讼中，法官们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灵活运用法律知识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
我国古代女性的活动主要与家庭有关，因此，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其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直观反映。宋代法律规定，女性在家庭中具有“母权”。母权是相对于父权而言的，在 古代的很多社会，一家之母都没有掌管家中事务的权力，一般由家中男性家长行使父权，如果家长过世，则由成年儿子或者旁系男性亲属代为管理家庭，家中大权一般不会落到母亲手上。
在宋朝则大大不同。百善孝为先，孝道被认为是 民族的优良传统，不孝之人会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人。宋代继承了传统的孝道，在《宋刑统》中详细规定了不孝行为要遭受的惩罚，政府则对孝行做出褒奖。宋代孝道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无论是亲母还是继母，都是子孙尽孝的对象。宋朝女子离婚或者改嫁之后，子女一般都归男方抚养，但律法规定，无论子女归属如何，生养之情都不会改变。
因此，无论是生母还是继母，在家庭中都拥有管教权，也就是进行对后辈以及仆从的教育、命令、监督和惩罚。在《宋刑统》中明确规定：“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从此条可知母亲是有管教子女的权力。母亲的子女的管教，既包括道德人品，读书学习，也包括光宗耀祖，忠君爱国。司马光在《家范》里说“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为不肖，陷于大恶”，可见宋朝人认为母亲的管教对于子女的成才有很大作用。
宋朝女性地位的提升还体现在女性在家中拥有财产管理权。对于家庭财产，我国古代一直奉行的是“子妇无私产，无私蓄，无私器”，即女性和家中子女不能存私房钱，家中一切财产由家长全权负责。但是，宋朝因妻子对随嫁妆奁享有很大的支配权，她们可以以此资助夫家；同时宋朝女性善于经营家务，对家庭财产有管理权，掌握家庭的经济命脉。
宋朝婚姻盛行厚嫁，女儿出嫁，娘家陪送丰厚的嫁妆，其中包括金银首饰、绸缎衣裳、田地房屋等等珍贵物品。根据《宋刑统》规定，妻子的嫁妆并不属于夫家，而是登记在女子自己名下，可以由妻子自由支配。这就决定了女性在夫家拥有一定地位，因为如果夫家对嫁过来的女子不好，她完全可以携带大量财产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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