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王安石、晏殊、韩琦、范仲淹等在政治方面和朝堂之上大放异彩的人来说，欧阳修虽说也处于朝堂之上，但是他更多的成就被后世记住的，倒是存在于推荐人，和文学诗歌方面的成就上。
大中祥符三年，欧阳观去世，年仅4岁欧阳修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前往湖北随州投奔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欧阳晔在随州任推官二十五年，为人正直，尤以廉洁自恃，其为人对年幼的欧阳修产生了重要影响。欧阳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郑氏出身江南名门望族，知书识理，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芦杆当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画荻教子）。欧阳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十岁时，从随州大姓李氏家中得到唐代诗人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的诗文创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宋仁宗天圣元年，17岁的他应试未中，天圣四年再试又未取，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22岁时，欧阳修跟随知汉阳军的胥偃前往京师。天圣七年春，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于开封府国子监，该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
天圣八年，欧阳修参与由仁宗主持、在崇政殿举行的殿试，唱甲科十四名，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回忆，他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女婿。
天圣九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同年，在东武县迎娶妻子胥氏。当时他的上司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西京留守钱惟演。
钱惟演厚待欧阳修等青年才俊，不但很少让这些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吃喝玩乐。
而这些青年才俊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华丽工整的骈文，欧阳修等人不满于骈文的卑靡拘谨，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洛阳，由名臣王曙接任。王曙管束部下严格，不满于这些人的散漫。有一天，王曙把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地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寇凖）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欧阳修却反驳：“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王曙听后，默然无语。
景佑元年（1034年），欧阳修被召试学士院，授官宣德郎，回京任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
宋仁宗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佑三年（1036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奉命知谏院。
庆历三年，出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
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使得官民称便。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皇佑元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八月，欧阳修又遭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时，仁宗亲口挽留：“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于是，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留朝，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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