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
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熙宁四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熙宁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免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
安上门监郑侠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竟夕不眠，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
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使变法遭受重挫。熙宁八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已经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宋神宗的动摇，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
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史称“元佑更化”。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着的。
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然而，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从而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
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
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某地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闹事，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最终，王安石变法还是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是历史上的记载，而当下，王安石的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他现在哪里会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会改变接下来整个大宋的国运。甚至于，有些史学家还认为，是王安石变法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晏殊坐在那里，越听王安石叙述，越觉得此人是个难得少有的大才。不过，他说的这些，好像跟现在大宋的发展有些偏离轨道，这也是正常的，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就是变法内容太过于超前，没有更好的考虑到宋朝当下的情况。不过，如果真的能达到王安石口中富国强兵的效果，做出一些牺牲也是再所难免的。
现在的王安石，变法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有形成，但用现代话来说，还不是一个完全体的情况。所以，说了一时半会，王安石也就表示，按照自己现在脑中的想法，只能暂时说这么多。
只有这么多，已经让晏殊十分满意了，通过刚才的这一番演讲，晏殊已经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能力。随后晏殊忽然来了兴致，于是便问起了王安石对于这次范仲淹和韩琦出使宋夏边境的事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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