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十七年的春天，脚步似乎比往年更急了些。
刚过惊蛰，日头便显出几分燥烈，连续十余日，碧空如洗，不见半片云絮。
来自西北的风卷过京畿平原，带着干冷的土腥气，非但没能送来湿润，反倒将地表那点可怜的水汽搜刮殆尽。
观星阁灵台司的观测记录簿上，苏宛儿的笔迹日益凝重。
“二月初十，晴，西北风三至四级，午后扬尘。”
“二月十二，晴，无风，晨起见浅霜，午时燥热。”
“二月十五，晴，偏北风，空气干冽，远山清晰异常。”
“二月十八，晴，连日无雨，院内水池水位下降半指。”
她不仅记录天气，也开始留意阁内老吏的闲谈。
一位家在京西房山县的老书吏愁眉苦脸地念叨：“老家捎信来，说开春后就没见过像样的雨，沟渠都快见底了，这春麦可怎么浇返青水？”
苏宛儿将这些信息整理后，每日呈报程知行。
程知行站在星枢殿的高处，远眺西方。
天空是一片刺眼的湛蓝，没有一丝雨水将至的征兆。
他心中那根弦，渐渐绷紧。
数据模型的推断，民间经验的印证，以及此刻天地间弥漫的干燥气息，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预警，正在成为现实。
二月下旬，来自京西地区的官方文书和民间消息开始增多。
宛平县县令周文清，是少数认真对待程知行预警的官员之一。
他早年曾在地方为官，深知农事艰辛，接到程知行信件后，虽不全信，但本着“有备无患”的想法，在年节前后便组织民夫，对县内几条主要灌溉渠进行了清淤疏导，并加固了数处蓄水塘堰。
此时旱象初显，他立刻下令限制非必要用水，并启用提前修缮好的水利设施，优先保障麦田灌溉。
同时，他按照程知行手册中的建议，鼓励农户对部分坡地、旱地改种耐旱的黍、粟，并推广简单的保墒耕作方法。
相邻的大兴县县令吴有德，则对程知行的预警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京官拍脑袋，杞人忧天”。
整个正月二月，县内水利工程毫无动静。
待到二月底，田间土壤开始板结，麦苗显出蔫黄之态，他才慌忙下令调水，却发现沟渠淤塞，水流不畅，蓄水塘也因冬季维护不力，渗漏严重，存水无几。
县内开始出现争水纠纷，民情渐躁。
三月初，旱情已然明朗。
京西诸县，自去冬以来累积降水不足，开春后又持续少雨，河溪水位普遍下降，部分支流几近断流。
冬小麦正值返青拔节关键期，需水量大，缺水导致生长迟缓，叶片卷曲发黄。春播也受到影响，土壤墒情不足，种子发芽困难。
然而，灾情的分布却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差异。
以宛平县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县，由于提前做了水利准备和种植调整，虽然也受干旱影响，但大部分麦田得到了及时灌溉，改种的耐旱作物长势尚可，整体损失可控。民间虽有焦虑，但秩序大体稳定。
而以大兴县为代表的多数县份，则是一片愁云惨淡。
麦田干涸龟裂，秧苗枯死，春播延期或失败，争水斗殴事件时有发生。
地方官仓促应对，效果寥寥，只能焦急地向府衙和朝廷请求调拨赈济、减免粮赋。
差异如此鲜明，原因无法忽视——正是那份来自观星阁的、曾被许多人视为“危言耸听”的《农事参考手册》及其附带的预警信。
宛平县令周文清在给顺天府的公文中，特意提及：“幸赖观星阁程大人年前示警，下官得以未雨绸缪，稍作预备，今虽旱魃为虐，损失较邻境为轻。程大人洞察天时，心系黎庶，实乃社稷之幸。”
他还随公文附上了程知行的手书抄件及本县应对措施的简述。
这份公文，如同投入平静官场的一块巨石。
顺天府尹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上报。
消息很快传至司天监、户部，乃至几位阁部重臣的案头。
司天监内，当初质疑程知行的那位员外郎，面对白纸黑字的对比和宛平县的“感谢”，脸色青红交加，半晌无语。
监正王大人捻着胡须，沉吟良久，对左右叹道：“程知行……真异人也。其法虽新，其效竟验。观星阁有此子，气象不同了。”
户部更关心钱粮实务。
对比京西各县报上来的预计减产数据，宛平与其他县的差距一目了然。
一位侍郎在部议中直言：“若各处皆能如宛平，闻警而备，何至于此？观星阁此次，有功于国。”
三皇子萧景琰处，早已通过自己的渠道掌握了详情。
他并未大肆宣扬，只是在一次陪同皇帝听取春耕情况汇报时，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儿臣听闻，京西今春确有些旱情，幸有州县依观星阁程爱卿所提之法，预作防范，损失不大。可见天时虽难测，人事却可筹谋。”
皇帝萧衍近来正为北方边境局势烦忧，对京西旱情本未过于在意，闻言倒是抬了抬眼：“观星阁？程知行？就是献上千里镜的那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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