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20号，农历四月二十五，刚过了小满没几天，地里的麦子正抽着穗，天儿已经热得有些发闷了。山东省枣庄市东鲁村，跟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有勤快的村民扛着锄头下地了，村头的老槐树下头几个老头正蹲在那儿抽旱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今年的雨水。可这份平静没维持住多大会儿，村里头那条土路上远远扬起一阵黄尘，几辆警车从村口开进来，车顶上的警灯没开，但那白底蓝道的车身一进村，就引得路边的人全停下了手里的活。
警车没停别处，径直拐进了村东头那条窄巷，巷子深处是王家的院子。消息传得快，不到一顿饭的工夫，王家院门口就围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有的踮着脚往里头瞅，有的跟旁边人小声嘀咕，脸上都挂着说不出的紧张。院子里头拉着警戒线，几个穿着警服的公安干警在里头忙活，个个眉头拧成了疙瘩，脸色沉得能拧出水来。村长也被叫去了，站在一边搓着手，嘴唇动了好几下，愣是没说出什么囫囵话。
到底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王家母女三个人，全没了。
这王姓人家在东鲁村不算大户，但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男人们都出门打工了，王家的老爷子前几年就带着两个儿子去了南边的建筑工地，一年到头也就过年回来一趟，平时就靠写信和偶尔的电话报个平安。家里头就剩了三个女人，母亲刘桂兰，六十岁了，身子骨还算硬朗，平日里除了操持家务，就在院子里帮着裁剪缝补；大闺女王妮，三十二岁，模样生得好，眉眼周正，身条也顺溜，村里人都说这妮子长了一副城里人的派头；小闺女王珍，二十五岁，比她姐小了一圈，性子腼腆一些，但也是白白净净的姑娘家。
母女仨人在家也没闲着，靠着自家临街的那间屋子开了个裁缝铺，刘桂兰年轻时候就是村里出了名的巧手，两个闺女从小跟着学，针线活也都拿得出手。村里谁家要做个衣裳、改个裤脚，都爱往她家跑，价钱公道，活也做得细致，逢年过节的时候门口都能排起队。再加上外头打工的男人们每个月都能往家寄钱，这王家的日子在这东鲁村，说不上大富大贵，但也确实比一般农户宽裕不少。尤其是王妮和王珍两姐妹，在村里头那是人尽皆知的姐妹花，提亲的媒人隔三差五就登门，门槛都快磨薄了。
就是这么一个好好的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了呢？
法医和刑侦技术人员是早上七点多进的现场，推开院门的那一瞬间，走在最前头的老刑警都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院子里头那股血腥味混着初夏早晨的潮气，扑面而来，沉甸甸地压在人胸口上。正屋的门半敞着，堂屋里的缝纫机翻倒在地，地上的碎布条子散了一地，红的、蓝的、灰的，全是裁衣服剩下的边角料，本来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东西，可这会儿摊在那摊暗褐色的地上，让人心里头发毛。
靠西的卧室里头，王妮和王珍两个人都倒在床铺旁边的地上。王珍蜷着身子侧躺在墙角，头发散了一脸，后脑勺那一块儿惨不忍睹，被钝器反复击打过，衣服上全是喷溅上去的血点子，下身光着，裤子被扯下来扔在一边，皱成一团。王妮躺在离床两步远的地方，手脚上都有被绳子勒过的淤青痕迹，绳子已经被解开了，散落在她身旁，她的脸几乎认不出原本的模样，整个面部都被打得凹陷下去，血肉模糊得让人不敢正眼瞧。两个人的身上还搭着几条碎布，像是有人故意扔上去的，遮掩着什么。
主卧室隔壁的侧屋里，六十岁的刘桂兰歪倒在一个矮脚板凳旁边，凳子翻在地上，旁边还有一截没抽完的旱烟，熄了，烟灰散了一小片。老人是后脑和侧颈受的伤，出手的位置很刁，像是被人从身后冷不丁抡了一下子，当场就没气了，手里的烟袋锅子掉在地上滚出去老远。
技术员蹲在地上，一个一个标记着物证的位置，榔头，裁缝用的长剪子，熨斗，还有一只磕掉了一块瓷的搪瓷茶缸子，每一件上头都沾着血迹，干了的发黑，新鲜的还泛着暗红。这说明凶手行凶的时候压根儿没准备家伙，进了屋看见什么抄什么，逮着就往人身上招呼，那股狠劲让见惯了案子的老刑警都说，这人心里头得有多大的恨才能下得去这种手。
门窗都完好，锁也没坏，院墙顶上也没有攀爬的痕迹。邻居家的老太太说，夜里头她起来上厕所，隐约听见王家那方向有几声闷响，但没听见喊叫，她以为是猫在房顶上打架，也没在意。旁边的几户人家也都说没听到异常的动静，什么都没听到。这就让办案人员的思路一下子清晰了不少，熟人，和平进屋，母女仨人对来的人毫无防备。
在堂屋靠墙的一个角落里，一堆烧过的灰烬引起了勘查人员的注意。灰烬没烧透，拨开来看，是一个存折的残页，还能看清上头的部分字样，枣庄市某储蓄所的章印，户名是刘桂兰，余额写着五万元整。九八年的五万块，在庄户人家眼里是相当沉甸甸的一笔积蓄了。可怪就怪在，如果是图财，存折不带走，反而烧了，这说不过去。凶手对钱似乎没兴趣，他想要的，是别的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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