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处的办公室位于发展大厦十二层，齐昊的新办公桌正对着电梯间，人来人往尽收眼底。四十五岁的他作为分管副主任，手下掌管着五个处室，负责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和扶持。
“齐主任，这是本周需要审定的重点项目清单。”处长将文件夹轻轻放下，“另外，上午十点要召开半导体产业专项扶持政策讨论会。”
齐昊翻开文件，第一个项目就引起他的注意——“创新微电子”申请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认定，这家公司的股东名单里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李明的前商业伙伴。
“这个项目的技术评审报告在哪里？”他问道。
处长略显迟疑：“创新微电子的技术评分略低于标准，但商务厅出具了推荐函，说是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会议室的争论从十点持续到中午。产业处处长坚持要支持创新微电子：“这家企业能填补我省半导体设计空白，应该特事特办。”
“但技术不达标是硬伤。”齐昊指着评审报告，“而且其核心技术来自境外授权，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
正当双方僵持时，委办公室主任推门进来，在齐昊耳边低语：“刚接到省政府办公厅电话，这个项目有领导打过招呼。”
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止。下午，齐昊调阅了创新微电子的全部申报材料，发现其境外技术授权方与“智库”控股的企业存在关联。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形成专报，直报委主要领导。
三天后，委党组会研究决定：创新微电子暂缓认定，需补充国家安全审查材料。
这个决定在委内引起不小震动。当晚，一位退休的老领导突然约齐昊喝茶。
“齐主任，听说你在创新微电子项目上很坚持原则啊。”老领导沏着茶，语气平和，“不过你要知道，有些项目看似是经济问题，实则是政治问题。”
齐昊不动声色：“还请老领导指点。”
“省里正在打造半导体产业集群，需要树立典型。创新微电子虽然有些瑕疵，但大局当前，不妨灵活处理。”
回到办公室，齐昊仔细琢磨这番话。他让工作人员调阅了近三年所有获得特批的高技术企业档案，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与某个领导关联的项目，评审标准都会适当放宽。
一周后，在委务会上讨论明年预算安排时，分管财务的副主任提出：“半导体专项资金的分配，应该向已落地项目倾斜。”
齐昊立即反对：“我认为应该建立竞争性分配机制，重点支持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企业。”
“齐主任可能不太了解情况，”那位副主任笑着说，“有些项目是省里重点引进的，必须确保资金到位。”
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委主要领导找齐昊谈话：“齐主任，坚持原则是好事，但也要考虑省里的工作大局。”
就在齐昊陷入两难时，转机意外出现。中央发改委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报送高技术产业安全风险评估报告。齐昊主动请缨担任编写组组长。
在调研过程中，他带队走访了全省57家重点高技术企业。在创新微电子的生产车间，他发现一个可疑现象：其核心研发团队的成员全部使用化名，且拒绝提供详细履历。
更令他警觉的是，该企业的数据中心流量异常，大量数据在深夜传往境外。
齐昊立即将这一情况秘密报告给国安部门。同时，在评估报告中，他特意加入了“加强外资高技术企业安全监管”的章节。
报告上报后，引起中央有关部门重视。边西省被确定为首批高技术产业安全监测试点。
借此机会，齐昊推动建立了全省高技术企业安全档案制度，对所有享受政策扶持的企业进行背景审查。
这一制度遭到部分企业的强烈反对。有一天，他接到匿名威胁电话：“齐主任，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好自为之。”
与此同时，委内部的阻力也在加大。在一次项目评审会上，当齐昊否决第三个存在安全隐患的项目时，一位资深处长公然质疑：“按照齐主任的标准，全省没几家企业能达标了。”
“安全底线不能突破。”齐昊平静回应，“如果现在放松标准，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这场争论很快传到省领导耳中。第二天，分管副省长亲自到发改委调研，在座谈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有些同志把安全和发展对立起来，这是不负责任的。”
调研结束后，委主要领导再次找齐昊谈话，建议他“适当调整工作方式”。
就在齐昊思考破局之策时，一个新的发现让他震惊。在整理过往档案时，他发现一份二十年前的批文：同意设立“边西高新技术开发区”，签字领导中有时任省计委主任，而此人后来官至副国级，现已退休。
更关键的是，这份批文的附件中提到了一个“特别顾问”——正是使用化名的李国华。
齐昊立即通过保密渠道将这一发现上报。三天后，郑毅亲自来到边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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