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十月八日，星期日。清晨的阳光穿透薄雾，洒在沈阳东北军区司令部的大院里，却丝毫驱散不掉那股弥漫在空气中的寒意。这一天，历史的车轮在无数人的焦灼等待中，终于发出了沉重而决绝的“咯吱”声。
一道绝密的电令，由北京发出，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了这栋紧张忙碌的大楼。电令的内容并不长，但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最高统帅部正式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即出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时，任命那位在西北战场上横扫千军、以“硬骨头”着称的元帅，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命令在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被传达时，整个会场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了一股被压抑已久的巨大能量。那不是欢呼，而是一种混杂着悲壮、决绝和无畏气概的低沉共鸣。没有人不知道这一仗意味着什么，没有人不清楚对手的强大。但当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被逼到悬崖边上时，这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军队，除了亮剑，别无选择。
“中国人民志愿军……好名字！”李云龙坐在角落里，反复咀嚼着这七个字，只觉得一股热流从胸膛直冲脑门。这个名字，既巧妙地避免了以国家名义直接宣战，又蕴含着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和担当。他喜欢这个名字，比那个束手束脚的“边防军”要提气得多！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将带领着这支名为“志愿”的军队，跨过那条大江，去会一会那个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
会议一结束，整个司令部就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命令如雪片般飞向下属的第38、39、40、42等几个主力军。原本只是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的部队，现在接到的命令是：以最快速度完成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向鸭绿江边开进！
然而，命令好下，现实的困难却像一座座大山，横亘在每个人面前。李云龙主动请缨，负责下部队检查各军的战备情况。他一头扎进基层，看到的景象让他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战将，都感到阵阵心惊。
十月九日，星期一。李云龙来到了第39军的一个主力师。这个师是四野的王牌，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兵强马壮，战斗力极强。然而，当李云龙走进营地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大部分战士还穿着南方的单衣，东北十月的寒风已经刺骨，许多战士冻得嘴唇发紫，只能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靠着体温取暖。所谓的战备物资，就是每人一支枪，百十发子弹，几颗手榴弹，外加一个装满高粱米和炒面的干粮袋。
“你们的冬装呢？”李云龙拉住一个正在擦拭三八大盖的连长，黑着脸问道。
那连长是个二十出头的山东汉子，被李云龙的气势吓了一跳，立正回答：“报告首长！师里说，棉衣还在路上，让我们先克服一下困难！”
“克服？怎么克服？让战士们用革命热情跟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作斗争吗？”李云龙的火气“噌”地就上来了。“这要是拉到朝鲜北部的山区里，仗还没打，部队就得先冻垮一半！后勤部门是干什么吃的！”
师长闻讯赶来，一脸的苦涩和无奈：“老李，你别冲着下面发火。整个东北几十万大军，都要换装，后方的兵工厂和被服厂已经连轴转了，可哪有那么快？我们师还算好的，有的部队连高粱米都保证不了，只能吃土豆。”
李云龙沉默了。他知道师长说的是实话。新中国一穷二白，家底薄得就像一张纸。能支撑几十万大军的后勤，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走进士兵的营房，看到战士们正在用刺刀费力地削着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准备当做晚饭。他拿起一个土豆，那冰冷的触感，让他心里也跟着凉了半截。
“告诉战士们，”他对着师长，声音沙哑地说道，“困难是暂时的。国家没有忘记我们。但是，美国鬼子不会等我们的棉衣发下来再打仗。这一仗，我们要准备在冰天雪地里，饿着肚子跟敌人拼命！”
与此同时，朝鲜的战局正以惊人的速度恶化。这一天，美军第一骑兵师和南朝鲜第一师，在数百辆坦克和大量飞机的掩护下，正式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平壤的钳形攻势。麦克А瑟在东京的“第一大厦”里，对着全世界夸下海口，他将在感恩节（十一月底）前结束战争，让孩子们回家过圣诞节。整个西方世界，都沉浸在一种盲目的乐观和胜利的狂热之中。
十月十日，星期二。李云龙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部队——第42军。这个军的情况更加糟糕。他们刚刚从南方剿匪前线调来，对北方的严寒气候完全没有准备。李云龙看到，部队为了御寒，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土办法。有的战士把稻草塞进单薄的军衣里，整个人裹得像个稻草人；有的则把能找到的麻袋、破布都披在身上。看到这一幕，李云龙的眼眶都红了。这就是他要带去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战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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