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龙建筑，要三千米架子管，五百套扣件，三天内必须送到工地！”
磊哥挂掉电话，脸上笑开了花，像中了五百万彩票似的，一把抱住鸟哥原地转了三圈，又冲过来想抱我，被我一把推开：“别闹，先干活！”
我们三个人像上了发条的机器，瞬间启动。第一单生意，不仅意味着回款的希望，更关乎“腾飞租赁站”的名声。磊哥说得对：“在这一行，信誉比钱重要。第一单砸了，以后谁还敢找你？”
三千米钢管，听起来不多，但换算成六米一根的标准管，就是整整五百根。加上扣件、顶托、底托等配件，装了满满两辆大货车。
我们没有自己的运输队，只能临时雇车。鸟哥连夜联系了两个熟悉的司机，谈好价格，第二天一早装车。
“兄弟们，这单成了，咱们就能在圈子里立住脚！”磊哥站在院子里，声音洪亮，“今晚干完，明早发货，后天必须送到！”
那两天，我们几乎没合眼。
我负责清点、编号、打包。每一根钢管都要检查是否有弯曲、裂纹，扣件是否松动。磊哥和鸟哥则带着临时请来的两个小工，把钢管一根根抬上车，用钢丝绳捆扎牢固。
装车时出了个小插曲——一根钢管在吊运过程中滑落，差点砸中司机。磊哥眼疾手快，一把将人推开，自己却被钢管砸中了小腿，当场肿起老高。
“没事！小伤！”他咬着牙，一瘸一拐地继续指挥，“赶紧装，不能误了工期！”
凌晨三点，两辆货车终于缓缓驶出院子。我们三人站在门口，看着车灯在夜色中渐行渐远，心里五味杂陈。
“这单要是成了，咱们就活了。”鸟哥低声说。
我点点头，看着磊哥一瘸一拐的背影，忽然觉得，这六百二十万，不只是钱，更是我们三个人的命。
第三天上午，我们早早守在工地门口，等着验收付款。
可等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工头，叼着烟，冷冷地说：“你们的钢管，我们不要了。”
“啥？”磊哥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们按合同送来的，货也合格，为啥不要？”
“上面说换供应商了，不跟你们合作了。”工头耸耸肩，“你们找我们经理去。”
我们找到项目部，经理坐在办公室里，连眼皮都没抬：“合同上写的是‘视工程进度调整’，现在进度变了，用不上这么多管子，只能退一部分。”
“可我们已经送来了！”我声音都抖了，“你们要是早说，我们根本不会装车！”
“那是你们的问题。”经理冷笑，“要不你们把货拉走，要不就放这儿，我们只收用得上的，剩下的不付钱。”
我们当场傻眼。
合同确实有这么一条模糊的条款，当时我们急于成交，没细看。现在才明白，这是被“套路”了。
更致命的是——我们为这一单，垫付了全部运输费、人工费，还提前支付了部分钢管的保养和喷漆成本。如果只退回一半货款，这一单不仅白干，还要倒贴十几万。
“这他妈不是耍无赖吗？”鸟哥一拳砸在墙上，眼睛通红。
磊哥沉默了很久，坐在工地门口的水泥墩上，抽了半包烟。
傍晚，我们回到租赁站。
院子里，还堆着一半没送出去的钢管。空气里弥漫着铁锈和失败的味道。
“怎么办？”我问。
鸟哥说：“告他们！这明显是违约！”
磊哥摇摇头：“打官司，一拖就是半年，我们耗不起。而且，第一单就打官司，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合作？”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们自己扛。”
“扛？怎么扛？”
“客户退的货，我们收。他们不付的钱，我们认。但——”他目光扫过我们两人，“我们不能让司机、小工和供应商吃亏。该付的运费、人工费，一分不能少。”
“那咱们的钱呢？”我忍不住喊。
“咱们的钱，”磊哥声音低沉，“是买教训的学费。”
那一晚，我们开了一个会。
磊哥拿出账本，一笔一笔算：运费、人工、保养、损耗……总亏损十七万三千六百元。
“我出十万。”磊哥说。
“我出五万。”鸟哥咬牙。
我看着他们，沉默了几秒，说：“我出两万三。”
我们三人，把这笔钱凑齐，第二天一早，一分不少地付给了司机和小工。
“老板，你们真讲信用。”司机临走时，握着磊哥的手说，“以后有活，还找我。”
磊哥笑了，笑得有点苦，但很坦然。
那一阵子，租赁站几乎陷入停滞。
我们没钱进货，没钱推广，连电费都差点交不上。鸟哥把摩托车卖了，磊哥连烟都抽最便宜的“大前门”。
最难受的不是穷，而是那种被欺骗、被轻视的屈辱感。
“早知道就不该信那个经理！”鸟哥在院子里摔了个油漆桶。
磊哥却说：“不怪别人，怪我们太急，合同没看仔细，风险没评估。商海不是酒桌，不是你请人喝顿酒，人家就会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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