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省农大的合作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春杏、石头等人一丝不苟地按照新模板记录着数据：每日投料种类与重量、环境温度、池温（设法弄到了简易温度计）、料液pH值（使用农大提供的试纸）、产气压力……数据变得前所未有的精细。
然而，当第一批数据汇总到伊拉这里时，她感到了某种“张力”。农大的表格要求精确、标准，但农村的实际情况却充满了模糊和变数。比如“投料种类”，农大希望明确到具体植物和比例，但社员们往往是“一担猪粪配上几背篓铡碎的草”，草的种类可能随着季节变化；“环境温度”记录的是固定点的，但池体不同位置、阳光照射情况都会导致微气候差异。
更让她困扰的是农大教授回信中的一些建议。教授们根据初步数据，提出了一些优化发酵条件的理论模型，比如精确控制碳氮比在某个最佳区间、维持更稳定的中温发酵温度等。这些建议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在红星队的现实条件下，却显得有些不接地气。精确控制碳氮比需要复杂的计算和称量，维持恒温需要昂贵的保温或加温设备，这远远超出了当前农村的经济和技术承受能力。
伊拉没有盲目照搬，而是召集骨干开会讨论。“教授们的想法很好，指明了方向。但咱们不能脱离实际。咱们要思考的是，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向着这个方向靠拢？比如，咱们能不能总结出几种常见的、大致符合碳氮比要求的‘经验性投料配方’？用‘几担粪配几捆什么类型的草’这种大家能听懂、能操作的话来说？至于温度，咱们现有的土法保温，能不能再优化一下，成本不增加，效果提升一点？”
她引导大家，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将高深理论“翻译”成乡土语言，将理想模型“降解”为可行步骤。这个过程，比单纯学习知识更考验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夏耘工作如火如荼。今年，伊拉在完成繁重农活和卫生保障之余，还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她的“田间实验室”。
她选取了毗邻的几块土质相近的玉米地，在郑卫国的帮助下，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对比试验。一块地按传统方法施用土粪；一块地按现有经验施用等量沼渣做底肥，沼液追肥；还有一块地，她尝试按照农大教授建议的、经过她“本土化”调整后的沼肥施用方案（主要是调整了追肥时机和稀释倍数），并更精细地记录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形态变化。
这个试验规模很小，看起来毫不起眼，却是伊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大胆尝试。她每天下工后，不顾疲惫，都要去试验田看看，测量株高、观察叶色、记录分蘖情况。石头和春杏也被她带动，开始有意识地观察自家田里作物对不同管理的反应。
“伊拉姐，你看这块用了新法子的玉米，叶子好像比旁边那块更绿更挺括些？”一天傍晚，石头指着试验田说。
伊拉仔细对比，确实有些细微差异，但她很谨慎：“现在下结论还早，可能只是偶然。咱们要坚持记录到秋收，看最后的产量和品质才能说明问题。”
这种严谨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年轻人。科学的精神，不仅仅存在于大学的实验室，也开始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悄然萌发。
七月底，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袭击了红星公社。河水暴涨，山洪倾泻，部分低洼地带瞬间成为汪洋。红星生产队因地势较高，大部分区域无恙，但位于河滩附近的几户人家和一片试验田却面临严重威胁。
暴雨如注的深夜，队部电话铃声急促响起——是河滩边一户社员打来的求救电话，说他家屋后山体有滑坡迹象，沼气池也可能被淹！
险情就是命令！王卫东立刻组织青壮劳力带着工具冒雨赶往河滩。伊拉也背起药箱，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她知道，这种天气下，摔伤、溺水、甚至因惊吓引发疾病的风险极高。
现场一片混乱。泥水横流，山体不时有石块泥土滑落。那户社员的房屋后墙已经堆上了部分淤泥，建在低处的沼气池更是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洪水冲垮或灌入大量泥沙导致报废。
伊拉一边协助疏散这户人家到安全地带，检查有无人员伤亡，一边紧张地关注着沼气池的情况。如果池体破裂，不仅财产损失，粪水横流还可能引发疫情。
“系统，扫描沼气池结构完整性和周边地质情况！”
【警告！环境干扰过于剧烈，电磁信号及震动数据混乱，无法进行有效扫描评估。建议宿主依靠现场观察和经验判断，优先保障人员安全。】
关键时刻，系统的辅助功能在狂暴的自然力量面前，显示出了其局限性。伊拉心头一紧，但立刻冷静下来。她依靠自己对池体结构的了解和现场观察，判断池体暂时尚无破裂风险，但必须立即加固周边，疏导洪水，防止情况恶化。
她和抢险的社员们一起，冒着倾盆大雨，用沙袋加固池体周围，开挖排水沟，奋力将洪水引开。雨水、汗水、泥水混在一起，所有人都成了泥人。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险情终于得到控制，沼气池保住了，人员也全部安全。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