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的晨会简单得让李振邦有些恍惚。
没有投影仪，没有案情通报PPT，只有张所长站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手里拿着一张手写的纸条，用带着淮北口音的官话布置任务。阳光透过枝叶缝隙，在他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上投下斑驳的光点。
“老赵，振邦，今天你俩继续跑李家弄后半段，重点是七十一号到一百二十号，上周刚搬进来几户，户口要重新核实，底细要摸清。”张所长目光转向李振邦，语气平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强调，“振邦，你是生面孔，多看多听，跟着老赵好好学。跟老百姓打交道，急不得，也傲不得，要像这槐树根一样，扎进去。”
“是，所长。”李振邦应道，下意识挺直了腰板。这种感觉很奇特，仿佛回到了警校刚毕业下派出所实习的日子，只是环境从窗明几净的现代化警务站，换成了这泥土夯实的简陋院落。
老赵还是那副沉默寡言的样子，只是冲李振邦微微颔首，算是打过了招呼。他利索地推出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检查了一下气门芯，又从一个旧挎包里拿出两本厚厚的户口登记册，将其中一本递给李振邦。
“走。”老赵言简意赅。
李家弄比李振邦想象的更深，也更杂乱。与其说是弄堂，不如说是无数低矮棚屋自然挤压形成的缝隙。两侧的木板墙歪歪斜斜，头顶是住户们自行拉起的晾衣绳，挂满了打着补丁的衣物，滴滴答答落下不明的水滴。路面是碎砖和泥土混合的，坑洼不平，昨天刚下过雨，低洼处还积着浑浊的水坑。
空气里混杂着煤球炉的烟味、隔夜马桶的骚臭味、公共水龙头旁的湿气，还有某户人家正在煎咸鱼的油腥味。各种方言俚语的叫喊声、孩子的哭闹声、木匠拉锯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嘈杂而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刘家婶子，户口本看一下，家里老三从乡下回来了没？”老赵在一户门前停下，敲了敲虚掩的木门。他的语气不像是在执行公务，倒更像是街坊邻居串门。
一个围着蓝布围裙的中年妇女探出头，脸上堆着笑：“是赵同志啊，回来了，前天刚到的，正说要去所里报备呢。”她一边拿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本子，一边好奇地打量着李振邦，“这位同志是？”
“新来的李同志。”老赵接过户口本，递给李振邦一个眼神。
李振邦会意，连忙翻开自己那本厚重的户口册，找到对应的页数，用工整的繁体字将新增人口信息登记上去。他写得很慢，尽量模仿这个时代常见的竖排书写格式和用语。妇女看着他一丝不苟的样子，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些：“李同志字写得真端正，是文化人。”
老赵在一旁看似随意地闲聊：“最近弄堂里没啥生面孔吧？晚上睡觉记得把门闩好。”
“没有没有，都街坊邻里的。”刘家婶子摆手，忽然又压低声音，“不过赵同志，斜对过那家新搬来的，就以前老王头的屋子，男的说是跑单帮的，看着倒还本分，就是他家那女人，很少出门，见了人也低着头，怪冷的。”
老赵“嗯”了一声，没再多问，只是记下了这个信息。李振邦心里却是一动，下意识地将“跑单帮的”、“女人少出门”这几个关键词记在了心里。这在他过去的办案经验里，算是一种需要留意的“异常点”，虽然未必和案件有关。
接下来的一整天，他们就在这条迷宫般的弄堂里穿梭。工作繁琐至极：核对人口、登记变更、检查炉灶安全、提醒注意防火防盗。李振邦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片儿警”的日常。张家的鸡飞到了李家的屋顶，要调解；孙家的孩子偷了钱家的瓜，要教育；公共水龙头排队起了争执，要劝和。
老赵处理这些事驾轻就熟，往往三言两语，或严厉或温和，就能把矛盾化解。李振邦则主要负责记录，同时仔细观察着老赵的处事方式，学习如何与这些刚刚脱离旧社会、对新政权既期待又惶恐的普通市民打交道。
他注意到，老赵身上有种被岁月和阅历磨砺出的敏锐。他不仅听人说什么，更看人的眼神、动作，甚至家里摆设的细微变化。在一户据说儿子在码头干活的人家，老赵只是瞥了一眼墙角多出来的一双半新胶鞋，就问了一句：“家里来客了？”那家主人支吾了一下，才说是远房侄子来借住。老赵没追问，只是在户口册的备注栏里轻轻画了个记号。
中午，两人坐在弄堂口一个卖阳春面的小摊旁，各自花了一千块旧币（相当于新币的一角钱）吃了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老赵从怀里掏出个窝窝头，掰了一半递给李振邦：“光吃那个不顶饿。”
李振邦道谢接过，咬了一口，粗糙的口感拉得嗓子疼，但他还是默默咽了下去。这种最直接的物资匮乏体验，比任何历史书上的描述都来得深刻。
“老赵，咱们每天这么走，能发现真正有问题的人吗？”李振邦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在他看来，这种大海捞针式的走访，效率实在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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