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北京。
入了冬，天短了。五点来钟，太阳就往下出溜，胡同里的影子拉得老长。
何雨柱下午回来得早，把车停进车库，穿过院门进7号院。
堂屋里，母亲在做饭，阿满在她旁边玩布头。
刘艺菲坐在旁边择菜，看见他进来，问：“今天怎么这么早？”
“事儿办完了。”何雨柱走过去，把阿满抱起来，“明天周末，带你们去趟育英胡同。”
刘艺菲愣了一下：“去我妈那儿？”
何雨柱点点头：“入冬了，送点东西过去。”
刘艺菲看着他，没说话。
她知道丈夫说的“送点东西”是什么意思——不是随便拎两包点心，是能让一个人踏实过冬的那种“东西”。
现在的物资，堪比三年困难时期。
母亲在旁边没抬头，锅铲翻着菜，说：“去吧。阿满好些日子没见姥姥了。”
阿满听见“姥姥”两个字，抬起头，嘴里跟着学：“姥姥？”
刘艺菲笑了，伸手摸摸她的脸：“对，姥姥。”
第二天一早，何雨柱把车从车库开出来，停在7号院门口。
白色福特皮卡，车厢里装着几个麻袋和纸箱，绑得严严实实。
刘艺菲抱着阿满出来，看见那满满一车斗，愣了一下。
何雨柱拉开车门：“上车吧。”
刘艺菲抱着阿满坐进去。
阿满趴在车窗上，看着外头，眼睛亮亮的。
车启动，拐出胡同。
街上人不多。路过大栅栏的时候，刘艺菲忽然说：“这几年，街上人越来越少。”
何雨柱没说话。
刘艺菲说：“以前这会儿，该排队的。现在都没人了。”
阿满在后座咿咿呀呀地叫，指着窗外。
何雨柱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嘴角动了动。
车往南走，过了几条街，拐进育英胡同。
钱佩兰的小院门口，两棵槐树光秃秃的，叶子落了一地。
何雨柱把车停下，还没熄火，院门就开了。
钱佩兰站在门口，看见那满满一车斗，愣了一下。
“柱子，你这是……”
何雨柱下车，把后厢板打开：“妈，送点东西。”
钱佩兰走过来，看着那些麻袋：几袋白面，几袋大米，一桶油，半扇猪肉，几捆干菜，还有几筐煤块。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刘艺菲抱着阿满下车，走过来：“妈，柱子说入冬了，给您送点东西。”
钱佩兰看看何雨柱，又看看刘艺菲，眼眶有点红。
阿满伸手：“姥姥！”
钱佩兰赶紧接过来，抱着她，亲了亲脸。
何雨柱一趟一趟往里搬东西。
钱佩兰站在旁边，嘴里念叨着“太多了太多了”，但没拦。
搬完最后一箱煤球，何雨柱拍拍手，站在院子里。
钱佩兰抱着阿满，看着那堆东西，半天没说话。
刘艺菲走过去，挽着她的胳膊：“妈，进去坐吧。”
屋里生了壁炉，暖烘烘的。
钱佩兰给何雨柱倒了杯茶，又给刘艺菲倒了杯，把阿满放在炕上，拿了个拨浪鼓给她玩。
何雨柱坐在椅子上，喝茶。
钱佩兰也在炕沿上坐下，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那堆东西，终于开口：“柱子，这些东西，现在外头买都买不着。”
何雨柱说：“托人弄的。”
钱佩兰点点头，没再问。
刘艺菲在旁边说：“妈，您一个人住，有事就说话。”
钱佩兰摆摆手：“我这儿挺好，不用操心。”
阿满在炕上爬来爬去，拨浪鼓摇得叮当响。
坐了一会儿，钱佩兰忽然说：“前两天，我碰见个人。”
刘艺菲问：“谁啊？”
钱佩兰说：“以前崇慈小学的黄校长。”
何雨柱手里的茶杯顿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然后继续喝茶。
钱佩兰没注意，继续说：“她呀，老了，头发全白了。一个人住在帽儿胡同，离这儿不远。”
刘艺菲说：“她不是校长吗？怎么一个人？”
钱佩兰叹了口气：“谁知道呢。这些年也不知怎么过的。”
何雨柱放下茶杯，问：“她身体怎么样？”
钱佩兰想了想：“看着还行，就是瘦。那天在胡同口碰见她，穿得也单薄。”
何雨柱点点头，没再问。
钱佩兰又说：“她跟我说了几句话，说我看着挺好。我说你也保重。她就走了。”
刘艺菲说：“她一个人，没人照顾？”
钱佩兰说：“好像有个儿子，但不常回来。”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阿满在炕上爬累了，趴在炕上，眼睛一眨一眨的。
钱佩兰站起来，去厨房端了盘花生出来，放在桌上：“吃花生，新炒的。”
刘艺菲剥了一颗，递给阿满。阿满接过来，塞进嘴里，嚼了嚼，又吐出来了。
钱佩兰笑了：“不爱吃这个。”
何雨柱也剥了一颗，没吃，攥在手里。
坐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妈，我们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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