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墨刚要帮奶奶整理典籍，脚边又碰到一本书，封面上“《论语》孔子亲着”几个字印得格外大，用金色油墨涂过，却掉了一半漆，书页里还夹着一张彩色插画，画着孔子戴着冠冕，伏案写书，旁边标着“孔子晚年独居着《论语》，耗时三年完成”，插画色彩艳丽，却透着股廉价的印刷感，孔子的脸画得像个卡通人物。
他捡起书，翻到第一页，里面写着“《论语》全本为孔子晚年亲手撰写，记录自身言行与思想，无任何弟子参与，所谓‘弟子编撰’一说为后世附会，意在削弱孔子的原创性”，文字加粗加黑，还在“亲手撰写”“无任何弟子参与”八个字下画了波浪线，旁边写着“重点考点，必背”。
“这更是无稽之谈！连基本的史料都不看！”老墨把书摊在桌上，从书架上找出《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艺文志》，“《史记》里写得清清楚楚，‘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论语》，孔子卒后，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明明白白说《论语》是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把他的言行整理编撰的，孔子根本没亲手写过！《汉书·艺文志》也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两本正史都这么说，这伪书怎么敢乱编？难道比司马迁、班固还懂历史？”
李砚站在一旁，虽然对这些典籍的细节了解不多，却也能从众人的语气里听出这些书的不对劲——每本书的说法都和大家从正经典籍里看到的完全相反，而且文字扭曲、气味刺鼻，连插画都透着股“不走心”的假，像是有人故意编造来混淆视听的，甚至还想骗初学者相信。
他走到书架旁，发现刚才掉书的暗格里，还藏着一本薄薄的线装小册子，封面没有字，只用红笔描了个钥匙的轮廓，翻开后，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伪识之害，甚于无识；无识者可学，信伪者难醒；辨伪之要，在于溯源——寻正史之据，查名家之论，比传世之文，三证俱在，伪自破矣。今有七伪，皆为常误，破之则真钥现”，末尾还画着七个小方框，每个方框旁都标着“伪书”二字，像是在提示要破解七本伪书。
“‘七伪’？刚才只看了四本，还有三本没翻呢！”穿连帽卫衣的男生盯着小册子，又看了看地上的七本书，赶紧弯腰捡起第五本，封面上“《唐诗皆为五言七言》”的标题格外醒目，里面写着“唐诗只有五言、七言两种体裁，凡杂言诗皆非唐诗，属民歌或伪作，如李白《蜀道难》、杜甫《兵车行》实为民间歌谣，非诗人所作；李贺《雁门太守行》因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九字句，亦为伪作”，还在“皆非唐诗”“伪作”四个字上画了红色的圈，写着“考试不考，不用记”。
“这也错得太离谱了！连唐诗体裁都搞不清！”男生几乎要笑出声，从书架上抽出《唐诗三百首》和《全唐诗》，“《唐诗三百首》里就有很多杂言诗，比如李白的《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有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还有九字句，是典型的杂言诗，而且《全唐诗》里收录的杂言诗有上千首，怎么能说唐诗只有五言七言？再说《蜀道难》，从唐代就有记载是李白所作，贺知章还称李白为‘谪仙人’，就是因为读了《蜀道难》，这伪书怎么敢说它是民歌？杜甫的《兵车行》是‘新题乐府’，是杜甫自创的体裁，怎么也成民歌了？”
小女孩这时捡起第六本书，封面上“《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几个字写得很大，里面却写着“《西游记》原作者非吴承恩，实为元代丘处机，吴承恩仅为校注者，因清代学者误判，才将作者归为吴承恩，至今仍有学者反对这一说法”，还在“丘处机”三个字下画了横线，写着“正确答案，记牢”。
“不对不对！老师说《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小女孩赶紧翻出《中国文学史》，指着其中一页，“书上写着，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最早提出《西游记》作者可能是吴承恩，后来学者通过考证吴承恩的《禹鼎志》等作品，发现其语言风格、奇幻想象与《西游记》高度一致，而且《淮安府志》里也记载吴承恩‘着《西游记》’，证据很充分！丘处机是道教真人，写过《长春真人西游记》，是记录他西行的游记，不是小说《西游记》，这伪书把两个‘西游记’搞混了！”
奶奶这时捡起最后一本伪书，封面上“《乐府诗集》皆为乐府诗”的标题很容易让人误解，里面写着“《乐府诗集》收录的全是汉代乐府诗，唐代的‘新乐府’如白居易《卖炭翁》、元稹《田家词》不属于乐府诗，因唐代无乐府机构，不能叫乐府诗”，还在“不属于乐府诗”几个字上画了红色的波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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