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响膝盖骨裂和手背烫伤的事件，像两根冰冷的楔子，将一种近乎实质的恐惧钉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我开始无法分辨，我的小心翼翼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保护他——或者说，是在延缓那种无法理解的同步现象，将我们两人拖向更可怕的深渊。
最初的几天，我活在一种高度的神经质状态里。走路像踩在蛋壳上，避免任何急促的动作；使用厨房器具时，眼神几乎不敢离开锋利的刀刃和滚烫的锅具；夜里强迫自己清醒，直到眼皮沉重得无法支撑，才坠入短暂而充满不安的浅眠。我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我本身出了什么问题，产生了某种能扭曲现实的幻觉，或者更糟——我才是那个将伤害“投射”给林响的源头。
然而，林响的表现，却在这种诡异的事态中，呈现出一种近乎残酷的“正常”。他拄着拐杖，行动不便，却依然尽力维持着公寓的整洁，只是速度慢了许多。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能预判我所有的需求，这种“无能”，反而让我感到一丝病态的安全感。他似乎将我们之间这种疼痛的共享，归结为一种极致的、不幸的“巧合”，或者某种难以解释的共生关系。
“见深，能帮我倒杯水吗？”他靠在沙发上的样子，显得有些脆弱，打破了以往那种无懈可击的完美形象。
我愣了一下，依言照做。将水杯递给他时，我注意到他手背上那道与我位置相同的烫痕，颜色已经变暗，结了一层薄痂。我的目光像被烫到一样迅速移开。
“谢谢。”他喝了一口水，语气温和，甚至带着一丝歉意，“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
“没……没事。”我生硬地回答，心里五味杂陈。看着他因为我的“缘故”而受伤，行动不便，一种荒谬的负罪感混杂在恐惧之中，让我无所适从。
这种负罪感，意外地带来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缓冲期。我强迫自己将注意力转移到外部世界。我更加投入工作，用繁重的任务塞满自己的大脑，避免去思考家里那个越来越诡异的室友。下班后，我会刻意在办公室里多待一会儿，或者去附近的公园漫无目的地散步，直到夜色深沉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家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而疏离。我们依旧共处一个屋檐下，但交流变得极其简洁、客套。我尽量避免与他发生任何形式的肢体接触，甚至连眼神交汇都让我紧张。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刻意疏远，但并不追问，只是保持着那种令人费解的平静和体贴。他会提前告诉我他需要用什么，会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或者说，不让我）再添新伤。
偶尔，在极度疲惫、精神防线松懈的瞬间，我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也许之前的一切真的只是系列巧合的叠加？也许那种可怕的同步已经停止了？毕竟，在我刻意保持“安全”的这段时间里，确实没有再发生新的、明显的伤痕复制事件。
这种虚假的平静，像一层薄冰，覆盖在暗流汹涌的河面上。我知道冰层之下是什么，但我贪恋这片刻的喘息。我开始重新尝试在家里放松，比如在客厅看一会儿电视，或者坐在餐桌前吃一顿完整的饭，而不是像之前那样躲在房间里草草解决。
林响的膝盖渐渐好转，可以不用拐杖短距离行走了。一天晚上，他甚至像以前一样，泡了两杯茶，将其中一杯推到我面前。茶叶的香气氤氲开来，是那段被我视为“同步开端”的龙井。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温暖的杯壁熨帖着掌心，带来一丝久违的、属于“正常生活”的错觉。我们之间弥漫着一种尴尬的沉默，只有电视里播放的纪录片旁白在空洞地回响。
就在我以为，这种脆弱的平衡或许能勉强维持下去的时候，那个平静的夜晚，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彻底击碎了。
纪录片正播放到关于童年记忆的片段。我看着屏幕上孩子们嬉戏的画面，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自己小学时，和最好的朋友阿杰，在放学后偷偷溜进学校后面那片废弃的苗圃里探险的情景。那是个只属于我们两个的秘密基地，我们在那里埋下过一个“时间胶囊”，是一个生锈的饼干盒，里面装着当时我们认为最珍贵的“宝藏”——几颗玻璃弹珠、一张皱巴巴的水浒卡，还有我们互相写的、约定十年后一起挖出来的纸条。这件事，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连父母都不知道。
我正沉浸在回忆的微光里，旁边的林响忽然轻轻“啊”了一声。
我下意识地转头看他。
他正看着电视屏幕，眼神却有些飘远，嘴角噙着一丝温暖而怀念的微笑，仿佛被勾起了什么美好的往事。然后，他用一种无比自然，带着分享喜悦的语气，对我说：
“说起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小学的时候，不是也在学校后面那个废弃苗圃里埋过东西吗？一个生锈的饼干盒，里面还有你写给我的那张纸条，说十年后要一起挖出来，看看谁成了科学家，谁成了宇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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