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的潮水漫过十六铺码头的石阶时，杜月笙正蹲在江滩上，用手指在湿泥里画着船票的样子。沈月英那张被血浸过的票根早被他磨得发脆，可上面“香港”两个字的轮廓，却像刻在骨头里的疤，怎么也忘不了。
“先生，码头西头来了艘旧邮轮，说是……从巴西回来的。”福伯的声音带着颤，手里攥着张泛黄的船票，样式是三十年前的，上面印着“潮兴号”，旅客姓名一栏写着“杜月生”——那是他没改名时的名字。
杜月笙猛地站起来，泥渍在藏青马褂上印出深色的花。潮兴号，当年爷爷去巴西淘金时坐的船，据说在太平洋里沉了，怎么会突然出现？
他跟着福伯往码头西头走，越靠近越觉得不对劲。江风里飘着股檀香，是高桥老家祭祀时用的那种，混着淡淡的硝烟味，像极了1937年别动队出发前的味道。
邮轮的甲板上站着个穿长衫的老头，背对着他们，手里拄着根龙头拐杖，拐杖头的铜锈里嵌着粒弹壳——是当年抗日时用的毛瑟枪子弹。
“月笙，你总算来了。”老头转过身，脸上的皱纹里积着海风的盐粒，左眼是个空洞，用块黑布蒙着，“我还以为，你早忘了潮兴号。”
杜月笙的喉咙像被江泥堵住了。这张脸，他在爷爷的旧照片里见过无数次——高颧骨，鹰钩鼻，唯独那只瞎眼，照片里没有。
“你是……”
“我是你三爷爷，杜海山。”老头笑起来，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当年坐潮兴号去巴西，船没沉，是被日本人劫了。我在马尼拉的集中营待了十年，去年才逃出来。”
他突然举起拐杖，指向船舱：“里面有样东西，是你爷爷让我交给你的。”
杜月笙让顾家花园的人守住甲板，自己跟着杜海山走进船舱。舱内弥漫着霉味，角落里堆着几十个麻袋，麻袋口露出的不是货物，是人的骸骨，指骨上还套着生锈的镣铐。
“这些是……”
“当年跟你爷爷一起去巴西的华工。”杜海山的声音发哑，“日本人说他们是‘奸细’，全杀了，扔在船舱底。我藏在货柜里，看着他们把骨头堆成山。”
杜月笙的指尖冰凉。他一直以为爷爷是在巴西病死的，原来……
“爷爷让你交什么东西？”
杜海山从怀里掏出个铁皮盒，打开的瞬间，杜月笙瞳孔骤缩——里面是半张船票，与他那张沈月英留下的刚好能拼合，拼成完整的“潮兴号”船票，目的地一栏写着“高桥”。
“你爷爷说，这张票能让华工回家。”杜海山的瞎眼流出血水，“他在巴西的种植园里埋了账本，记着当年拐骗华工的日本人名字，还有……帮凶的名字。”
杜月笙的目光落在账本最后一页，那里用朱砂画着个熟悉的记号——是黄金荣早年在青帮的堂号。
“黄金荣也参与了？”
“不止他。”杜海山突然用拐杖指着他，“还有你爹！当年是他帮日本人把华工名单从上海运出去的！”
这句话像炸雷，在船舱里炸得嗡嗡响。杜月笙的爹死得早，他只记得母亲说过爹是“跑船的”，却从没听说过这些。
“你胡说！”他攥紧拳头，指甲嵌进肉里。
“我有证据。”杜海山从骸骨堆里拖出个木箱，里面是件血衣，胸口绣着个“杜”字，“这是你爹的衣服，他最后跟我说的是‘别告诉月笙，让他当个干净人’。”
杜月笙看着血衣上的针脚，突然想起母亲给他缝的布鞋，针脚一模一样。心口像被江锚狠狠砸中，疼得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甲板上传来枪声。杜月笙冲出去，看见十几个穿和服的人正与顾家花园的人混战，为首的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手里举着武士刀，刀鞘上刻着“三菱”的标志。
“杜先生，好久不见。”中年人用生硬的中文说，“我是三菱商会的佐藤，来取你爷爷的账本。”
杜月笙这才明白，杜海山根本不是逃出来的，是被日本人押回来的，目的就是引他来拿账本，好一网打尽。
“你把他怎么了？”他指着舱门口——杜海山已经没了气息，胸口插着把短刀，刀柄上有三菱的印记。
“他不肯带路，留着没用。”佐藤冷笑，“账本交出来，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
杜月笙突然笑了，从怀里掏出拼合的船票，对着江风扬了扬：“想要账本？先问问黄浦江答应不答应！”
他将船票塞进怀里，同时抽出孟小冬给的剪刀，往佐藤脸上划去。佐藤没想到他敢近身，被划中了眼角，武士刀脱手掉进江里。
“抓住他！”佐藤捂着眼睛吼道。
日本人围上来时，孟小冬突然带着戏班的人冲了过来，手里拿着唱戏用的长枪（其实是裹着铁皮的木棍），对着日本人的腿就砸。小宝也混在里面，用捡来的砖头砸中了一个日本兵的后脑勺。
“往货舱跑！”杜月笙喊道。货舱底层有他早年布置的暗舱，能通到江滩的芦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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