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在华东平原上吭哧吭哧地行进，窗外是连绵的稻田、星罗棋布的河汊和白墙黛瓦的村落，与鹏城高耸的吊塔、喧嚣的工地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种沉淀了千年的农耕文明气息扑面而来，却又在细节处显露出变革的萌动——偶尔能看到新建的乡镇小厂，以及墙上刷着的“要致富，先修路”的标语。
龙西念买的是硬卧，靠在窗边，看着手中的笔记本，上面是他整理的关于那家“前进纺织厂”的零星信息，以及他对国内纺织行业的一些初步研判。苏晚晴的同学叫沈晓芸，家里是当地的乡镇干部，对这家厂子的情况了解较多。据她所说，厂子规模不大，几十台老式织机，主要生产涤卡、劳动布等低端产品，技术落后，管理混乱，产品严重滞销，还欠着银行和原料供应商一屁股债，工人已经半年没发全工资了，几次闹到乡政府。
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但这恰恰符合龙西念的预期——价值往往藏在最深的困境之中。他看中的不是那些落后的设备和积压的库存，而是这家厂子所拥有的、在当下还算稀缺的生产资质、一片可以扩建的厂区土地，以及一批有熟练技能、只是缺乏管理和引导的工人。
两天后，火车在一个县级市的小站停靠。龙西念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下火车，一股湿润的、带着泥土和工业粉尘气味的热浪迎面扑来。按照地址，他转乘长途汽车，又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终于抵达了沈晓芸所在的那个江南小镇。
小镇被运河支流环绕，石桥拱立，舟楫往来，本该是典型的水乡风情，但河水的颜色却显得有些浑浊，空气中除了水汽，还隐约飘着一股染料和机油混合的味道。镇子的边缘，一片灰扑扑的建筑群格外醒目，那里就是“前进纺织厂”。
沈晓芸是个扎着马尾、戴着眼镜、看起来文静而精明的姑娘，她在镇口的石桥边接到了龙西念。“您就是龙大哥吧？晚晴在信里提过您。”她落落大方地伸出手，“一路辛苦了。”
“沈姑娘，麻烦你了。”龙西念与她握了握手。
寒暄几句后，沈晓芸直接切入正题，语气带着几分无奈：“龙大哥，不瞒您说，前进厂现在就是个烂摊子。我父亲在乡企办，为这事头发都快愁白了。设备是七十年代末的，产品卖不出去，仓库都快堆满了。银行天天催债，原料商堵着门要钱，工人们情绪很大……您要是有意接手，可得有心理准备。”
“我先看看情况。”龙西念不动声色。
沈晓芸带着龙西念在镇上走了走，远远地指了一下纺织厂紧闭的大门和锈迹斑斑的招牌，并没有直接进去。“厂里现在基本停产了，就留了几个老师傅看设备。工人大部分都放假了，但都没走远，在镇上等着消息。现在镇上的领导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赶紧找人接手，哪怕低价也行，甩掉包袱；另一派觉得这是集体资产，不能轻易贱卖，怕担责任。”
龙西念默默听着，将这些信息记在心里。乡镇企业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人情关系复杂，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收购难点。
“如果想谈，需要找谁？”龙西念问。
“主要是我父亲，沈建国，他是乡企办主任，具体负责这事。但最终拍板，还得王镇长点头。”沈晓芸压低了声音，“王镇长比较……谨慎。而且，镇上还有个叫胡永富的个体老板，以前也跑过布料生意，对厂子有点想法，但他出价很低，条件苛刻，工人们都反对。”
胡永富？龙西念记下了这个名字。
在沈晓芸的安排下，龙西念在一个简陋的招待所住下。傍晚时分，他在镇上的小饭馆见到了沈晓芸的父亲沈建国。这是一个五十岁左右、面容愁苦、身上带着浓厚烟味的中年干部。
“龙老板是从鹏城来的？年轻有为啊。”沈建国打量着龙西念，眼神中带着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但更多的是疲惫和疑虑。他大概见多了所谓的“老板”，对龙西念的年轻也有些意外。
“沈主任，您好。叫我西念就行。”龙西念态度谦和，递上香烟（依旧是必备道具），“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前进厂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合作？唉，现在这情况，谁还敢跟它合作哟。”沈建国叹了口气，猛吸一口烟，“不瞒你说，就是个无底洞。设备老化，产品过时，债务像山一样。胡老板倒是想接手，可他只肯出五万块，还要把工人全部遣散，只留地和厂房……这哪行啊！工人们都是镇上几十年的老职工，遣散了让他们去哪？非要闹出大事不可！”
龙西念静静听着，没有打断。他从沈建国的话语里，听出了几个关键点：一是债务沉重；二是工人安置是核心难题；三是那个胡永富是潜在的竞争者，而且手段似乎不太光彩。
“沈主任，如果……有人愿意承担部分债务，并且妥善安置工人，保留生产，乡里大概能接受什么样的条件？”龙西念缓缓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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