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开饭时间了今天讲述王氏饭店一位服务员的的故事。
后厨的蒸汽混着辣椒的呛味，像层黏腻的厚膜糊在人脸上。小宫把最后一摞油腻的碗碟哐当砸进不锈钢水池，溅起的水花混着洗洁精泡沫，打湿了她洗得发白、印着模糊饭店logo的旧围裙前襟。腰像是被生锈的钢筋反复捶打过，一阵阵酸沉直往骨头缝里钻。她撑着湿滑的池壁，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那气息也带着后厨特有的、挥之不去的油烟味。
“妈！”一声清脆又带着点急切的呼唤刺破了后厨的嘈杂。五岁的苗苗像颗小炮弹似的冲了进来，辫子跑得有点散了，小脸因为奔跑红扑扑的，书包歪歪斜斜地挂在一边肩膀上。她一把抱住小宫的腿，仰起脸，眼睛亮晶晶的，“今天李老师夸我画的画最好看！我画了我们家！”
小宫胡乱在围裙上擦了擦湿漉漉、被泡得发白起皱的手，弯腰把女儿抱起来。苗苗身上有股干净的、属于孩童的暖香，暂时驱散了周遭的油腻。“是吗？给妈妈看看，画了什么宝贝？”
苗苗献宝似的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蜡笔画。画纸是普通的作业本撕下来的，上面用稚嫩却充满生命力的笔触画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小人。最高的那个，头发画得特别短，几根竖起的线条代表头发，旁边还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爸爸”；矮一点的，扎着两条小辫子，是“妈妈”；最小的是她自己，“苗苗”。而在“爸爸”和“妈妈”中间，一个更小、更模糊的轮廓被小心翼翼地涂上了颜色，旁边写着一个歪斜的“弟”。
“看！”苗苗的小手指用力点在那个模糊的小人上，声音里是纯粹的欢喜和笃定，“弟弟！老师说，画得可像了！我画了弟弟！”
弟弟。
这两个字像两根细小的针，猝不及防又极其精准地扎进了小宫心里最柔软也最酸楚的地方。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抱着女儿的手臂无意识地收紧了，一股沉重的酸涩猛地涌上鼻腔，视线迅速模糊。她赶紧低下头，把脸埋在女儿柔软带着奶香的头发里，用力吸了口气，把那阵汹涌的泪意死死压下去。
“画得真好……苗苗真棒……”她的声音闷闷的，带着极力掩饰的颤抖。
“小宫！磨蹭什么呢？前面催菜了！”老板娘王姨的大嗓门像把大扫帚，毫不留情地扫进后厨。王姨五十多岁，身材敦实，穿着件深紫色绣着俗气大花的开衫，头发烫成方便面似的小卷，脸上永远是一副精明又带着点不耐烦的神色。她风风火火地走进来，手里还拎着半袋择好的豆角。
小宫赶紧放下苗苗，胡乱抹了把脸，声音还有些不稳：“哎，来了王姨。”她匆匆把苗苗的画折好，塞进围裙口袋，那薄薄的纸张贴着大腿皮肤，却像烙铁一样烫。
王姨把豆角往旁边案板上一扔，叉着腰，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小宫有些发红的眼睛和苗苗身上扫了一圈，眉头习惯性地皱着：“又怎么了？苗苗惹你生气了？还是那个死鬼老陈又作妖了？”老陈是小宫的丈夫陈强，王姨对这个整天烟不离手、做事有些拖拉的女婿向来没多少好脸色。
“没…没有的事，王姨。”小宫强打起精神，挤出一个笑，赶紧去拿炒锅，“苗苗画了画，老师夸她呢，我…我就是高兴的。”
“高兴能哭成兔子眼？”王姨哼了一声，显然不信，但也没再追问，只是提高了嗓门，“高兴也先把活儿干利索了！麻婆豆腐，宫保鸡丁，速度！前面都等着呢！”她转身要走，又想起什么似的，“对了，你上次说，跟老陈琢磨着再要一个？”
小宫握着锅铲的手顿了一下，锅里的油已经热了，滋滋作响。她含糊地“嗯”了一声，把切好的肉末倒进去翻炒，浓烈的油烟瞬间腾起。
“想好了？”王姨的声音穿透油烟，“苗苗也五岁了，是时候了。不过啊，”她话锋一转，带着过来人的刻薄，“就老陈那烟枪肺，整天咳咳咳的，还有你那身子骨，前些年累狠了吧？可得好好养养，别瞎折腾。”她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把水灵灵的芹菜开始掰。
小宫没接话，只是沉默地颠着勺，锅里的火焰映着她疲惫却异常坚定的侧脸。麻婆豆腐红艳的酱汁翻滚着，像她此刻翻腾的心绪。要一个孩子，给苗苗添个伴，这是她和老陈这两年来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沉重的念想。年轻时为了糊口，为了在这座城市里扎下根，为了苗苗的奶粉钱和幼儿园学费，他们像两头不知疲倦的牲口，在流水线和这家油腻的小饭店里拼命。生育？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等日子稍稍喘过气，苗苗大了点，那个念头就像春天里压不住的草芽，顽强地钻了出来，却在现实的土壤里屡屡碰壁。一年，又一年，肚子毫无动静。
几天前，他们终于咬牙，从牙缝里挤出几百块钱，瞒着所有人，去了一家收费相对便宜的社区医院做了检查。那两张轻飘飘的纸，此刻正像两块沉重的石板，压在她围裙更深的口袋里，比苗苗的画更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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