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2月3日，直隶蓟州山区，“中华北地抗洋义军”总指挥部营地。
寒风卷着细雪扫过山谷，但营地里热气腾腾。五千多名战士分成十几个方阵，正在雪地上进行训练。
王德成披着一件深蓝色呢子军大衣，站在训练场边的高坡上，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两个月前，他还是个带着几十号残兵败将东躲西藏的“大师兄”；现在，他手下有五千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义军”。
这时，老周跺着脚从指挥部的木屋走出来，手里拿着刚统计完的花名册：“王总司令，现在实有兵力五千二百三十七人。按编制手册，可以编成四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连、一个侦察连、一个工兵连，还有司令部直属队。”
王德成接过花名册翻看，密密麻麻的名字后面标注着籍贯、年龄、特长。他感慨道：“周先生，真没想到我们能发展到今天这规模。”
“民心可用嘛，”老周搓着手说，“洋鬼子造的孽太深，老百姓恨透了他们。只要有人站出来扛旗，自然一呼百应。”他压低声音，“第三批物资五天后到，这次有六门山炮、二十挺重机枪，还有一批防毒面具——洋鬼子可是会用毒气的。”
王德成眼睛一亮：“好东西！有了山炮，咱们就能打据点、轰炮楼了！”
“不过，”老周转而严肃，“现在天寒地冻，不适合大规模行动。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冬天，把部队训练扎实，把根据地巩固好。开春后再大干。”
他指着营地周边几个山头：“咱们已经在三个地方建了秘密分营地，囤了粮食弹药。就算洋鬼子来围剿，咱们也能跟他们周旋。”
王德成点头：“明白。磨刀不误砍柴工。”
同一时间，天JIN，李鸿章行辕。
书房里炭火烧着，李鸿章裹着貂皮大氅，正和庆亲王奕匡、两广总督德坤围着火炉喝茶。三人脸色可比一个多月前轻松许多。
“洋人又催了，”奕匡拿着一封欧格讷送来的照会，“说咱们‘无故拖延’，要求十天内必须就赔款数额给出明确答复。”
李鸿章接过照会扫了一眼，轻蔑地扔在桌上：“让他们催。现在是他们急，咱们不急。”
德坤笑道：“李中堂高明。现在直隶北边那个‘抗洋义军’闹得很凶，洋人焦头烂额。咱们越拖，他们的处境越难。昨天英国使馆的翻译私下跟我说，伦敦已经发了三次电报，要求欧格讷尽快达成协议，哪怕条件降低些也行。”
“哦？”李鸿章挑眉，“降到多少？”
“四亿两降到三亿五千万，还款期限从三十九年延长到四十五年，年息从四厘降到三厘五。”德坤说，“惩凶名单也从十二人减到六人。”
奕匡兴奋道：“这可是降了不少！咱们再拖拖，说不定还能降！”
李鸿章却摇摇头：“不，该谈还得谈。拖是为了争取好条件，但不能把洋人逼急了。万一他们真豁出去再打一仗，咱们也受不了。”他沉吟片刻，“这样，明天我去见欧格讷，答应开始正式谈判。但在具体条款上，一点一点磨。赔款最多三亿两，还款期五十年，年息三厘。惩凶……最多三人。”
“三人？”奕匡吓了一跳，“洋人能答应吗？”
“不答应就继续谈，”李鸿章老神在在，“现在是冬天，天寒地冻，洋人士兵在军营里冻得嗷嗷叫，北边还有抗洋义军时不时骚扰。他们比咱们更想早点回家。”
他喝了口热茶，悠悠道：“这就叫‘以拖待变，以静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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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万里之外，南半球，南非德兰士瓦共和国。
这里正值盛夏，炽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
英军总司令基钦纳勋爵站在比勒陀利亚郊外的山丘上，用望远镜观察着远方的地平线。他身后是一座新建成的碉堡，钢筋混凝土结构，枪眼里伸出黑洞洞的机枪管。以这座碉堡为中心，目力所及之处，每隔两三公里就有一座类似的工事，用铁丝网连接，像一张巨大的网撒在草原上。
“碉堡战术见效了，”基钦纳对身边的参谋说，“布尔人的大规模机动被限制住了。只要再建三百座这样的碉堡，整个德兰士瓦和奥兰治都会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参谋犹豫道：“可是将军，布尔人化整为零了。他们现在很少集结百人以上的队伍，全是十几二十人的小股部队，专打我们的补给线。上周又有三列火车被炸，伤亡七十多人。”
“那就清空草原！”基钦纳冷酷地说，“凡是怀疑支持布尔人的农场，全部烧毁！牲畜没收！人关进集中营！没有民众支持，他们就是无根之萍！”
事实上，这道命令已经在执行。望远镜的视野边缘，几处农庄正冒着黑烟。更远处，新建的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布尔妇孺和老人挤在简陋的帐篷里，缺衣少食，疾病流行。死亡每天都在发生。
但基钦纳不知道的是，在更远的深山里，布尔人游击队正在接收新一批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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