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来的总会来。”林辰拍了拍赵磊的肩膀，转身往大棚走。风穿过大棚的塑料布，发出“哗哗”的声响，像是有无数人在背后议论纷纷，那些看不见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背上。
果然，第二天一早，镇政府大院里就传遍了“林辰想靠举报博眼球”的说法。有人在走廊里故意大声说：“有些人啊，嫌副镇长官小，不安分，总想搞个大新闻往上爬，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有人对着林辰的办公室方向撇嘴：“被几个村民三言两语就煽动了，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傻得冒泡！”还有人编出更难听的闲话，说：“听说他是跟王县长的侄子抢项目，没抢过，才怀恨在心，故意找化工厂的茬，想给人家下绊子。”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围着林辰转。他去财政所报下乡的差旅费，会计支支吾吾半天，最后红着脸说：“林镇长，张镇长没批，说……说您最近的开销有点多，暂时报不了，让您先垫着。”他召集村干部开合作社的推进会，来的人稀稀拉拉，没几个正经听的，散会时都找借口溜得飞快，说“家里忙，得回去喂猪”“地里的草该除了”。就连食堂的大师傅，给他盛的饭都比别人少了半碗，菜里的肉更是屈指可数。
最难受的是夜里。林辰的宿舍在办公楼二楼，窗户正对着镇政府的院子。总能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有时是张涛带着几个人在楼下抽烟，故意把声音提高，那些“不知天高地厚”“自毁前程”“读死书读傻了”之类的话，像长了翅膀，一个劲地往楼上飘。有时是陌生的摩托车停在楼下，车灯明晃晃地照进他屋里，亮如白昼，引擎“轰隆隆”地轰鸣着，直到后半夜才肯走，吵得他根本没法睡。
林辰把所有的举报材料都锁进抽屉，钥匙串在手腕上，睡觉时都攥在手里。夜里睡不着，他就翻出大学时的《环境经济学》，书页都泛黄了，边角卷得厉害。书里夹着张老照片：他和张明远在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手里举着刚培育出的抗污染稻种，笑得一脸傻气，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那时他们总说，以后要让所有的土地都干干净净，让农民种出放心粮，喝上干净水。
可现在，他连保护好清溪坝上游那一百亩地，阻止一个可能污染水源的化工厂，都这么难。
窗外的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一张无形的网。林辰看着手腕上的钥匙，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心里却像燃着一团火。他知道，那根无形的绞索已经套在了脖子上，越收越紧，但他没打算低头——有些东西，比前途重要，比安稳重要，比如老百姓碗里的干净粮，眼里的那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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