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政府是不会眼看着下级政府沉没而不出手相救的！如果不救，很有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出手相救是必然的。这样，银行的风险便会随之降低；再说，银行毕竟每年都有一个坏账核销率。只要操作得好，与当地政府捆绑在一起。不愁投出去的钱会打了水漂。乡镇底下毕竟还有其他的集体企业，风险还可以转嫁。
按照银行的放贷规则，一般情况下，乡镇政府上项目，自筹的资金到位后，银行才会放贷。但是，在上这个项目时，银行居然先放贷。待到工程上了一半时，银行的贷款用完了，逼着乡镇急着筹措接下来的资金。乡镇没有了办法，已经上了一半的工程，总不能让它变成了半拉子工程。只得硬着头皮在民间扩大集资。在农村，农民谁会懂得投资风险？几十年来，听政府的话是不会错的，跟共产党走更是硬道理。
结果乡镇、村一级一级发动。发动时，自然讲得天花乱坠，将工厂的前景描绘得灿烂无比。被动员集资的农民唯恐掏腰包不及而被拒之门外。一时间去信用社提取存款的人，得排很长的队才能提出存款。而且，大部分的存款都是提前提取的。有这么好的前景，谁还会在乎这鸡毛蒜皮的银行利息呢！没有多长时间，集资的计划便提前完成了。
照例解决了资金问题，这个项目的上马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厂房建好，设备安装好，该投料生产了。却发现原材料的来源成了问题，燃料的来源成了问题。在论证时，什么都不成问题，现在都成了问题。建成后没有能溶成一锅玻璃，原本热气腾腾的场面便戛然而止了。厂房高高的耸在那儿，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设备堆在那儿，成了一连串无奈的休止符。
在希望中等待的集资人，天天盼望着热火朝天的景象出现，但是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却一直是鸟雀嬉闹，人迹全无的情景。从莺飞草长的春天，等到树木萧条、北风凛冽的冬天。年复一年，原本簇新的厂房，雪白的外墙渐渐变黄，渐渐变得斑驳。那里的生气，依旧没有出现。从紧锁着的厂院大门铁栅栏上望进去，厂区内的杂草倒是长得生机勃勃，一年比一年茂盛。长得一年比一年高。
开始几年，集资人的心中依然揣着希望。知道办一家这么大的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碰到一些挫折也很正常。而且，村里的干部也一直在给他们打气，当初描绘得这么好的前景，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变成肥皂泡了呢？村里办的企业，开开关关倒是很正常，村里毕竟缺少能人。乡镇就不同了。光是干部们能说会道的那副架式，谁也不用担心，天还真能塌下来！而且，当初那些村干部也带头兴高采烈的集资来着，集资的钱比一般人还多了许多。如今，他们的脸上也没有能看出丝毫着急的神情。想来，集资的钱是不会打水漂的。毕竟，是政府办的事嘛，难道政府的大门还真的能关上了不成？干部们换了一茬又一茬，寂静的工厂依旧那么死沉沉的静止着。
我去那个乡镇调研时，乡镇干部谈起此事，口气很是平静，一副事不关心的神情。据说，当初主持此事的乡镇领导，在项目被搁置后没多久，便被一纸任命调去了别的乡镇工作。后来，亲自顾问此项目的区领导也调去了异地工作。此事在区、乡两级便不再有人问津。一直到我去调研的那个时候，集资人的不耐烦才开始渐渐露头。想来是，那些村干部换的换，被换下来的村干部自然不会再顺着领导的意图做工作。他们自己为集资担心的神情也溢于言表了。集资人才醒悟了过来。
我虽然没有跟集资人面对面地接触过。但是却依然能感觉到底下汹涌着的愤怒。这件事情如果不抓紧妥善处理，将引发社会矛盾是显然易见的。好在原来的区领导已经调离，现任的这位领导与这个项目的盲目投资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我得设法通过这件事，让领导更进一步地加深对我的印象。能通过反映这件事和建议如何处置这件事，让领导看到我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要将这件事的反映，成为我不动声色的自我推荐。
好在我手中有一个《情况反映》刊物。这个刊物的编辑、审查、签发由我一个人负责。在初办伊始，我便将刊物设计成特刊和普刊。普刊的发放范围，对上级是市委办、市政府办，对下是各乡镇党委和机关各部门的党组。特刊的发放范围比较少。一般仅限于区委常委和正副区长，区人大正副主任。俗称为几套班子的正副职。我认为，是特别紧要的事情，甚至小范围的发放也不必的话，可以专送区委书记一个人阅览。我将这件事情的反映和建议处理意见，连续编了七期特刊，每天一期专送给区委书记。
特别是后来几期的处理意见，为了增加保密性，我没有书写成文稿交付打印。而是打好腹稿后，我站在打字机前口述，让打字员根据我的口述打印。并且，再三告诫她，注意保密，口述的内容，一丁点也不得外传，弄得打字员神经兮兮地分外紧张。打好字后，由她负责油印。且只印一份。印成后，打了字的蜡纸，当我的面销毁。在这七期的《情况反映》特刊中，我先是纯客观地反映了这个项目的投资和搁浅情况。在讲述这件事时，我努力不着褒贬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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